在本書中，作者強調臺灣百貨公司成立的文化背景，包括日治時期、戰後時期及解嚴後的文化變遷。作者以各時期的百貨公司為例，深入探討這些百貨公司在臺灣社會中的角色和影響。
作者指出，應將百貨公司在商品陳列與展示上的差異納入討論，並探索消費者對商品的「看見方式」如何影響商品的文化意義轉化。這涵蓋了商品的物理性質與象徵意義之間的連結，以及巨大華麗的空間對消費者所產生的影響。
本書以深入的研究和多元的視角，呈現臺灣百貨公司文化的豐富面貌，以及臺灣消費文化的多次轉折與變化。
從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看，對美學或象徵產生欲望之前，一定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安全的保障是必須滿足的條件。
1914年時臺北市營業額最好的舶來品雜貨店之一盛進商行店主中辻喜治郎即表示，白木屋、三越等百貨公司遠渡來臺進行出張販賣，正證明了臺灣尚有相當大的購買餘力。
1920年代，臺灣政治與社會進入較穩定的狀態，1925年時，每人平均所得為156圓，1930年略低為139圓，1935年時時為164圓。每戶平均所得自1925年起都維持在400圓以上，不論都市或鄉村的所得都有成長，許多人們可以不僅是為了「需求」才購物。
同時，如第一節所述，當時臺灣的大都市中，受薪階級的比例應已有一定程度。在時尚流行的方面，大約在1927年之後，臺灣整體的商業經濟逐漸成熟，都市文化興起，社會生活型態也出現改變。透過媒體推廣、政府鼓勵與商店對利益的追求，臺灣的視覺展示概念不斷地進化。
這種種條件都顯示出此時臺灣的大都市，已有成立百貨公司的初步基礎。然而必須一提，拓務省指出臺灣在1932年時的零售業仍不發達，因此，應該要設想在此時追求摩登流行的，應與歐美日一樣，都還是在上層階級或上層的新中間階級。
臺北的盛進商行
在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成立之前，也有許多商人或商店想要成立百貨公司，其中最積極的即是臺北的盛進商行。如前章所述，近代西方的百貨公司大都是從布料日用品店轉型，而日本則是由吳服店在轉型過程中，加入舶來品等精巧昂貴品的販賣。
盛進商行在日治的軍政時代即創立，由越中出身、1895年9月即來臺的中辻喜治郎，與阿波出身的藤川類三合資開設，一共二間，一間在北門街角（今博愛路與衡陽路交叉口，日後的菊元百貨的正對面），另一間在府前街三丁目（今重慶南路一段與武昌街口），最初是批發零售業，之後開始經營日用雜貨與舶來品，標價出售，成為日治初期臺北最受歡迎的舶來品店之一。
在1910年代初時，盛進商行販賣的商品已包含了非必需品的鑽戒、化妝用具、球拍、顯微鏡、茶葉、洋酒、西點、生活用品與傢俱等。
最會裝飾的商店
在新商法的學習上，盛進商行完全是自學的。從1908、1911年的報導中，可以看出盛進商行對店面設計、陳列展示的方法、店員的服務態度、結帳處要如何設置才不會給予客人店即購物的壓力，完全沒有概念，將高價商品與廉價商品放在一起，店人想要看商品時，沒有人招呼，但即使如此，在當時，盛進商行已是臺灣最善於裝飾的商店。
1908年時在歲末時在店內用燈炮裝飾。1912年，盛進商行注意到當時在世界各地流行的燈飾（illumination）的使用，在夜晚採用探照燈來吸引顧客，燈光打在地上映出「景品付 盛進商行 大賣出し」（附贈品盛進商行大特賣）的字樣，抬頭向上看，則可看見電線桿上綴滿著銀色的燈泡，商行的屋簷上也掛著變幻色彩的燈飾。
1912年底，盛進商行的北門街的店重新建築，12月27日重新開張的洋式建築，如歐美乃至日本的百貨公司一般，在樓上陳列數百幅古書畫，定價販售，也將該處出借當作古書畫展、西洋畫展等的會場，藉以取得文化資本。
融入百貨公司想像
1920年代初，這間店改為專門賣臺灣銘葉、茶器、蜜餞、鮮花、插花道具、茶道用具等的盛進茶鋪。依1925年櫥窗比賽的資料，該店應該至少有一面櫥窗。然而，並非在一棟店鋪中陳列式販賣、「百貨皆賣」的商行，就能被認知為是近代化中的百貨公司，日治時期有相當多店都將自己冠上「百貨店」的名稱。
然而，一方面進入合理性的組織架構，另一方面讓消費者融入百貨公司的想像世界，逸脫出日常生活中理性計算、經濟效益等規範，引發餘裕的消費欲望，才能達到百貨公司的要件。因此，廣大的空間是基本要件之一。
盛進商行也意識到若要成為百貨公司，擴張店面是必須的。因此於1912年決定將府中街（原名府前街）的本店重新拆掉改建，1913年12月7日三層樓新建築落成，盛進商行與瑞士的塔瓦那（TAVANNES）鐘錶公司合作，成為其在臺灣的代理商，直接進口瑞士的鐘錶，並借此機會將新店的樓層全部改為陳列賣場。
更進一步注意到店面裝飾的重要，請了美術家作顧問，並請來著名的花道家、盆景家為陳列場作裝飾，來店的顧客可以自由到樓上瀏覽陳列的商品，此後，盛進商行也在本店的樓上主辦許多展覽會，希望藉此逐漸轉型為百貨公司。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盛進商行在1912至13年時，已開始注意到了空間的陳列與展示作用，並學習日本百貨公司舉辦展覽會等文化活動的特色。
臺北街一流的店
其後，盛進商行持續擴增成為百貨公司的方向，一方面在合理性面向上，從流行的木屐到時鐘、寶石等貴金屬，都採取薄利多銷的方式，一方面加強百貨公司分門別類販售的特質，例如1921年增設兒童部門，主推兒童玩具與兒童服，用模型飛機、玩具汽車等搭配可愛的兒童服來布置一樓的大櫥窗，分店或各專門店也積極參與櫥窗展示比賽，並常有獲獎。
同時，也會開辦流行品的陳列展，一次展出大量新品，刺激消費者的欲望。1925年的櫥窗比賽時，盛進商行本店有3面大櫥窗參賽，可以確定至少該店有三面櫥窗，而且相當重視其展演，其中一面得到第一名。在1932年由殖產局舉辦的櫥窗裝飾展中，又得到第一名。
到了1916年時，盛進商行的店門口已設計得相當寬敞。年底歲末時，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部設計一個專題，給予五位記者每人50錢，請他們各自到臺北街所謂一流的店裡去買東西。
一位記者的描述
根據選擇盛進商行本店的記者描述，當他終於鼓起勇氣趁所有店員手頭都有事作時，走進盛進商行，沒有店員盯著或發出大聲音嚇跑他，當他好奇地看著玻璃陳列櫃裡像小筷子盒的東西時，才有店員走過來說明那是筆桶，並從櫃中取出來打開給他看，讓他漸漸放下心來。
然後掌櫃出來，帶著他在店裡逛，詢問他要什麼、大約的價位，帶他坐下來，記者說要50錢左右的領帶，掌櫃拿出了五、六條，一一向他說明這是50錢、這是80錢、這是1圓20錢的價位，同時小弟送上了茶。
這時一旁的桌子坐下新的客人，是一對在看化妝包的夫婦。最後這位記者買了80錢的領帶，掌櫃幫他用熨斗燙好，包在漂亮到讓他覺得惶恐的盒子裡，還得到一張抽獎券。
盛進商行販賣手法
從這裡可以看到，雖然盛進商行在服務態度上，比1911年時大有進步。但販賣手法與三越百貨在三井吳服店時期類似，是將商品陳列展示，然而在看中商品後，仍是由與掌櫃進行交涉後結帳，並不是真正的百貨公司新商業手法。且直到1926年，才藉著翡翠陳列展的機會，將本店的二樓變成可以不脫鞋上樓，顯然是僅以日本人為主要客群。
定價販賣的部分，在昂貴的時鐘上，盛進商行一直是標價但可以討價還價，引起臺北市內其他鐘錶行的抗議，1926年時，臺北鐘錶公會（臺北時計商工組合）發起定價販賣的活動，所有參加者一律遵守協定，同一價格販賣，但盛進商行不參加公會，也不願意定價販賣。
有批發商私下表示，除了真正講信用的店之外，很多都是把二手貨磨亮後當新品在賣。不定價販售，也使得盛進商行往百貨公司前進的路途，受到不小的阻礙。直到1932年底菊元百貨開幕為止，盛進商行一直是臺北最大的類百貨公司。
簿記與科層制度
除了上述的定價販售與販賣手法外，在人事組織上，盛進商行似乎也未達到近代化的合理科層體制，除了前述的掌櫃小弟制度外，1938年11月時，本店的零售部門決定關閉，轉向進行批發。
於是一面進行庫存商品特賣，一面進行帳務處分，結果發現長期以來，內部上從管理層下到店員，盜領錢財行之有年，卻直到最後店鋪結算時才被發現，顯示現代簿記與科層管理制度並未確切執行。
戰火中悄然退場
最重要的一點，百貨公司的基本條件是一體性的廣大展演空間，但盛進商行至1938年解散為止，一共三間店面：位於本町的本店和進貨部門（納品部，應是辦公室），再來就是北門街店。但在北門街店改為盛進茶鋪後，百貨部門僅有三層樓的本店，從〈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的比例尺來算，本店佔地約277.8平方公尺，僅三層樓的總店面積並不能算大，不過也稱得上是當時臺北最大的新奇商店。
當一起來臺打拚的藤川類三於1935年過世、養子中辻喜策也在1936年逝世後，中辻喜次郎對盛進商行的熱情似乎不再。1938年2月，他決定「因應時代的要求」著手改建盛進茶鋪，但在4月24日改建完成後，即公開拍賣。1938年11月關閉本店。曾風光三十多年的盛進商行，最終在戰火方興時悄然退場。(宇欽/輯)
《實用與娛樂、奢侈與消費：臺灣百貨公司文化的流變》
作者：李衣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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