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林意玲、簡嘉佑台北報導】針對台北市虐嬰案，已有監委申請調查兒虐案，還有監察委員申請調查該案社工遭到上銬的狀況。曾於勵馨基金會擔任多年執行長、現為監察委員的紀惠容接受本報專訪表示，目前整個體系都失靈，「機構缺乏監督、政府委外指標太量化，社福單位三分之一力量在寫報告」。
機構、政府都失靈
針對虐兒事件，紀惠容指出，整個體系失靈了，要不然不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虐兒事件，包括機構的督導系統出現狀況，政府處理事件的指標才是導致社安網漏接的因素。她說，社工可能是面對負擔太大或訓練不足，才沒有發現這樣的虐兒事件。
她認為，此事件最大的責任，應該是在於「機構」與「政府社安網」，因為社會應該有很多機會發現這個虐兒案，包括鄰居通報等機制，可是都沒有發揮作用。
至於為何去年過世的小孩，至今才爆發新聞事件，紀惠容表示，其中是否有隱匿的狀況都需要去調查，也已有監察委員申請調查，「我覺得機構要負最大責任，我不忍去責備社工，因為社工的負擔太大」。
社工有責無權
紀惠容進一步分享社工的困境說，第一線社工經常承擔很多不是他們應該負擔的結構性風險。她舉例說，這次事件中，政府的保母訓練怎麼會發給劉姓保母證照呢？機構一旦信任這個證照，那就成為了結構性的風險，變成社工也要被迫承擔。
她說，第一線社工不僅負擔太大，還常有裝備不足的狀況。紀惠容呼籲，家訪系統要進行改進，希望至少有兩個人可以輪流或共同前往，「因為一個人有時候真的有盲點，沒看出狀況。」
紀惠容指出，社工承擔很多的責任，卻沒有太多的公權力，如果個案家人不准社工進家門，社工也不能像警察一樣說「我有公權力，我就是要進去」，更要歷經種種的繁複程序，「所以要求第一線社工要負最大的責任，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政府案件大多委外
至於政府在該事件的角色，紀惠容表示，政府進行社安網設計時，有很多方案都是委外給民間組織的，但政府與民間NGO的關係卻常是上對下，而非夥伴關係，更提出很多要求，導致很多機構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力都是為了處理政府委託案的「paper work」，形成浪費。
她也指出，政府要求的績效指標通常是量化的，比如要求機構家訪幾次，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子，因為社工的工作是生命對生命，並非家訪幾次可以決定，所以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也表示「要全面檢視收出養前的家外安置機制」，她也贊同，並表示「就儘快檢討吧。」
她說，此次事件絕對會影響到家長對於整體托育或保母系統的信任，還波及家長們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一定要想辦法去找出癥結點，然後設法解決，補足人力也相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