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MIT到中國製造》

醒報編輯 2023/02/08 20:53 點閱 2674 次

在臺灣與中國間緊密的經濟紐帶,在兩岸經濟互動的同時,自不免需要梳理臺灣經濟變遷:從香蕉王國到雨傘王國,從做Nike到做iPhone乃至做晶圓代工。對於想要迅速掌握臺灣當代經濟發展大略的讀者,本書也是絕佳入門。

美國政府東亞安全事務顧問任雪麗,著名臺海問題專家,北卡羅萊納州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學榮譽教授,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曾為國立政治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訪問學者,進行臺灣研究長達四十年,已出版兩本關於臺灣政治及兩岸關係的學術專書和多篇論文。

2000年時,臺灣擔心會流失到中國的企業,並非做玩具與做雨傘的企業,而是生產積體電路與電腦硬體的企業──臺灣政府對這兩項產業投入了龐大的資源。臺灣產業結構的改變,是李登輝與陳水扁試圖減緩製造業湧向中國發展的重要動機。

從做雨傘到做iPhone

臺灣的高科技革命醞釀了數十年。1960年代,外國投資人開始把收音機、電視與小電器外包給臺灣企業生產。1970年代,臺灣政府設立以扶持高科技產業為宗旨的機構。1980年代,政府高層專注強化臺灣科技力量與創新能力。

臺灣政府以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傳統與公私合作為基礎,協助私人企業成為各種高科技產品的供應商,從半導體、主機板到筆記型電腦一應俱全。即使臺灣傳統製造業往海峽彼岸蜂擁而去,資訊科技革命仍持續為根留臺灣的製造業者創造新機會。1990年代,電子與資訊科技(簡稱IT)產品所占的臺灣出口份額成長將近兩倍,從11%提升到21%。

臺灣電子業包括兩大領域。兩者發展大致同時並進,但其發展軌跡無論在臺灣還是在中國,都有相當的差距。從事專業電子代工服務(簡稱EMS)的公司,是專門為品牌公司打造、組裝電子零組件與裝置。臺灣的電子代工領域包括舉世聞名的鴻海/富士康與宏碁等公司,但從許多角度來看,它們都是臺灣傳統製造業在資訊科技時代的延伸。

富士康跳樓案

臺灣的另一塊高科技領域,則是專注在製作電子裝置的腦細胞,也就是半導體與積體電路(簡稱IC)。對於臺灣經濟乃至於全球經濟而言,這類企業(包括生產全球半數以上半導體的台積電在內)是全新的經濟現象。

電子代工企業鴻海,是所有臺灣企業中媒體關注度最高的──正面或負面新聞皆有。正面的報導主要著重在公司驚人的成長,以及它作為蘋果與其他知名電子裝置品牌關鍵供應商的戰略地位(2012年,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估計蘋果的產品有65%由鴻海代工);2020年,鴻海占全球消費性電子產能約40%。負面報導則起源於2010年的自殺潮:當時,深圳的巨型廠區「富士康城」至少有十四名工人跳樓自殺。

當年,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私人雇主(一直到2020年都還是如此),有一百多萬名工人,也是全球最大電子裝置供應商。這間公司占了中國出口總值的將近4%。 富士康的爆炸性成長,靠的是一條條流水生產線,生產線上的工人白天索然無味地勞動,晚上則在廠區內的宿舍消磨時間。接連發生的多起自殺事件,讓勞權人士警覺到廠區惡劣的環境,甚至有一名《連線》(Wired)雜誌的記者自忖:「我這支iPhone是不是害死了17條人命?」

蘋果的回應

為回應非政府組織(NGO)與消費者的施壓,蘋果與富士康提出改革計畫,旨在改善勞動條件,但兩家公司依舊被勞權組織緊盯不放。2019年,總部設於紐約的監督機構「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發表報告,稱富士康鄭州iPhone廠違反中國勞動法。

蘋果否認報告中的諸多說法,但蘋果與富士康也承認有若干違法情形。從指控內容可以看出,外部壓力對於改善富士康勞動待遇確實有效:2019年報告主要的指控並非公司導致工人自殺,而是富士康有太多臨時工,付的加班費又太少。兩家企業巨擘迅速回應,承諾改善這些問題,顯見它們對這種批評有多敏感。

電子業模組化優勢

由於外商直接投資(簡稱FDI)的關係,臺灣公司在1960年代首次獲得製造電子產品的經驗。臺灣人在外資與合資工廠中工作,學會如何組裝收音機、電視、計算機等裝置。

臺灣人對微型化(miniaturization)與視聽播放設備的精通,使他們可以駕輕就熟地製造電子遊戲機、顯示器與個人電腦等次世代電子裝置。儘管外資在臺灣電子業早期階段舉足輕重,但由於進入市場的成本並不需要太高,因此到了1980年代之初,臺灣私人資本已將電子業推向臺灣出口領域的頂端。

電子代工在生產模式上與臺灣傳統製造業的做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電子代工公司為外國品牌做代工,生產方式跟傳產製造業者差異不大。傳產製造業者強調提高效率、減少成本,並善於利用廠房位置相鄰的供應網絡,使個別企業能各自專精某項特定任務,同時確保零組件順利運交至最終組裝──這種模式相當適合現代電子業模組化的特性。

訂單往中國跑

而臺灣高科技製造業者之所以往中國發展,原因也跟傳統製造業者並無二致:需要降低成本。第一波業者生產的是低附加價值的產品,例如滑鼠、鍵盤與主機殼。接著,電源供應器與掃描器業者在1990年代中期轉往中國,過幾年則是主機板與桌上型螢幕業者。

等到臺灣政府在網路泡沫化後放寬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限制時,筆記型電腦商也開始把組裝工作轉往中國。1992年時,臺灣電腦硬體製造商有90%的產出是在本土生產;三年後,數字落到70%,中國占的份額則在上升。

經濟學家鍾琴在1997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到(此時臺灣電子裝置製造商開始遷往中國才五年左右),「從這股外商直接投資源源不絕注入中國的趨向來看,臺灣的資本、管理手法及專業代工(OEM)聲譽,與中國土地、勞力之間的密切生產合作,似乎已是無法逆轉的未來趨勢。」鍾琴說,此一趨勢讓臺灣個人電腦(簡稱PC)產業面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昀恬/輯)

《從MIT到中國製造》
作者:任雪麗 (台海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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