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改革所受到的影響不僅來自科學與科技，同時也包括宗教、社會、階級與文化。如果科學家與工程專家對標準時間都無法達成共識，一般人該如何遵守時間？其實我們的時間只是大家認同的一個近似值。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
本書透過1875到1914年發人深省的故事，探討人類對時間、空間的認識，以及對生活與時間的認知。作者認為，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間仍有待我們發現。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時間的建構是以人和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為中心，而非科技，我們需要重塑人類對標準時間的觀點。
你是否曾盯著時鐘，納悶到底是誰來決定時間？我們知道時鐘的計時只是為了方便而採取的人為手段。鐘錶所報的時間，是大家都同意使用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則是依循此一時間運作，但是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是大家所認同的一個近似值。
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這些原子鐘都是政治協議下的產物，例如一秒鐘的長度或是時區的幅度，而且我們會為了配合國界來改變時間或是使用日光節約時間。因此，時間並非由物理決定，而是政治。事實上，物理學否定單一真時的概念。
時間並不存在
根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現代物理學家主張時間是相對的，會根據速度與重力而改變。就一般大眾而言，相對性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產生的效應，微小到幾乎無從衡量，但是卻足以讓衛星系統計算時間膨脹來維持穩定運作。
總而言之，愛因斯坦的真知灼見意味人類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全方位計時標準。時間是由我們來決定，因此，時間就應了那句老諺語：「大家異口同聲的謊言。」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間仍有待我們發現。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
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
科技帶來時間標準化
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改變。鐵路與電報的發明幾乎是單槍匹馬創造了一個相互聯接的新世界。與此同時，各城市之間的時差突然變得重要。電報需要細心協調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時間，鐵路若是沒有精確的時刻表，就會面臨生命損失的重大威脅。因此，為了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套各方都同意的新計時系統。
這些新科技無庸置疑為時間的標準化帶來動力。不過鐵路與電報的發明並不足以說明，世人為何要以他們當初使用的方式來化解全球計時的挑戰。這些解決方式並非由科技來決定，而是透過社會與政治途徑形成，也因此更為有趣。
用時間盤點資源
啟動計時革命的必要性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尤其是在歐洲，我們或許可以把那段時期稱做存貨時代或盤點時代。當時長達幾世紀的全球探險傳奇已經結束，維多利亞時代於是全心投入測量與盤點全球的資源。
這類活動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在科學界建立新的專業領域，將所有的事物標準化，包括度量衡、為蝴蝶分類以及時間。另外還有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測量、土地測繪，為作物分類與安排出口。
反向促成殖民
但是這類盤點的活動也有黑暗的一面，即是形成殖民剝削。土地的測繪與測量，可以用來做為都會區佔用全球其他地區資源的工具。
時間的測量可以幫助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他們的經度，然而這樣的能力也促成海外殖民化。不論是好是壞，整個世界都開始接受測量、組織、分類與標準化，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位，計時也不例外。
可想而知，這是一段混亂的過程。人類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已超過他們的技術水準。國家、專業與商業的競爭，再加上階級的不平等與殖民地的爭奪，使得這些工作難臻完美。世人永遠不缺如何組織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法子，但是要讓大家都接受，不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或是脅迫的手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社會決定時間
就計時而言，意味十九世紀中葉若問某人現在時間為何，可能會引出一個複雜的回答。問題並不在於缺少來源，當時鐘錶已廣為流行，市政廳與火車站的牆壁上都掛有裝飾用的大鐘，各個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許多地方都會以鐘聲來提醒信徒。同時，在緊要關頭，太陽與潮汐也可以用來粗估時間。不論是都市還是鄉村、富人與窮人、國家與殖民地，報時的工具無所不在。
問題是，儘管時間並不缺乏測量的工具，但是卻往往會造成始料未及的衝突與競爭。鐘錶相互之間並不同步，即使是最精美的鐘錶也只能維持完美的節奏幾個星期而已。這樣的情況意味每個鐘錶所報的時間都不一樣。然而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決定一座鐘錶是否準確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
子午線會議定義時間
雖然鐘錶互不相同只是無意之間的結果，但也可能是人為故意的，因為不同的專業、宗教、文化與國家都自有一套計時的方法。時間並非由天文、地理，或是任何一種「自然」力量所制定的，而是人們在特殊的情況下所決定。如何測量時間已成為一項極具爭議的問題。
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MC）中，來自近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科學家、海軍軍官與工程師齊聚一堂，討論本初子午線的創設與全球計時以及地圖繪製的未來。
通俗歷史將此一會議描繪成如桑福德‧佛萊明與威廉‧艾倫等改革家為全球設立時區之類創舉的時刻。但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標準時間，並非在這場於一八八四年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中敲鑼打鼓下誕生的。
時間經濟學
另外，帝國皇權與勞工階級的生活經驗也有密切關係。時間經濟學決定酒吧何時打烊；還有哪些特權階級才能接觸到準確的時間，又有哪些人能因鐘錶的商業化獲利。與此同時，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官、商人與宗教勢力則是相互競爭國際計時的控制權。
新興國家則是在努力爭取發言權，而殖民地也是極力爭取在此一議題下有一席之地。這是一個千頭萬緒的故事，或許解釋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為什麼和啟蒙時代的先輩一樣，如此執著於標準化與組織。他們試圖將時間標準化，就是要簡化這個複雜的世界。
由於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觀察頭頂上的太陽來使用地方時間的舊計時系統，然而全球統一的標準時間在使用上需要某種形式的專業生產與分配，使得上述全球計時的兩個觀念間的緊張關係更趨複雜。
換句話說，時間的生產已從當地一般人的手中轉移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與全球各地天文台的天文學家手中，他們會以電報來分配時間，而且有時還要付費。這也意味推動全球時間標準化的努力，反而矛盾地造成世人接觸「真時」的不平等。
受限於科技水準，再加上天文學家企圖限制標準時間的使用，使得世界標準時間儘管受到專業人士與國際間的認可，仍然無法通用於社會大眾之間長達幾十年。世界標準時間普及化受阻也帶來一項副產品，即是較為通用的舊計時系統不但沒有遭到淘汰，反而還與新系統並列。
地方上的計時主管單位現在必須決定是否要放棄自己的權力，並將其交給上級單位（格林威治），或者是拒絕格林威治的權威，並且與其競爭，尋求能讓他們的計時系統合法化的法子，事實上大多數都是選擇後者。因此，創造一套以格林威治為依據的新式全球標準時間，不但沒有簡化計時的工作，反而還製造出一套時間階級，而且是新舊並陳。什麼時間才是「真時」，又有哪些是在說謊，完全要視當時的觀察人員與周遭環境而定。(昀恬/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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