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於去年3月接受訪談時表示，川普時代採取對超過三千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措施，根本難以縮減對中貿易逆差；尤其從6月通膨開始升溫後，在許多公開場合中再三提出「降關稅緩通膨」論述，同時建議重新檢視對中貿易戰略。
美通膨創40年新高
美國對中加徵關稅之後，反讓廠商將成本直接反映在產品，尤其民生消費產品售價不斷飆漲，不但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持續上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更是從去年4月4.1%，提高至今年3月8.5%，創下1981年12月以來新高，使得社會對中調降或取消加徵關稅聲浪，不絕於耳。
其中，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分析，如果對中取消加徵關稅，估計降低通膨1.3個百分點；此外，長期對中經濟政策較鷹派的共和黨派議員在今年11月國會「期中選舉」考量下，同意對中調降加徵關稅，以緩和通膨之壓力。這些無疑說明，川普掀起貿易爭端迄今鏖戰四年，最後效益歸零。
物流阻塞衍生通膨
不過，許多學者專家認為，調降加徵關稅不易抑制通膨；再者，若以時間序列來看，川普從2018年3月開始對中實施數輪加徵關稅，此波通膨則是從去年6月燃起，似乎難以延伸指出對中加徵關稅與物價上漲之直接關聯。
其實，目前通膨現象是肇因於2020年1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許多重要產業產銷體系因物流阻塞，而被迫斷鏈，在供需落差下所衍生的物價上漲結果。
面對通膨飆揚所造成的美國社會反彈，加上即將來臨的國會「期中選舉」之壓力，雖拜登公開表示，抑制通膨是內政的首要任務，目前尚未決定是否調整對中關稅戰方向，但卻意味著拜登首次釋放對中關稅戰和解訊號。
關稅戰有政治考量
在此同時，卻又無法忽略拜登政府在處理對中加徵關稅的背後，其實仍存在著「政治」優先於「經濟」之思維。誠如美國貿易署(USTR)代表戴琪在國會聽證上表示，美國對中經濟戰略核心，並非僅有關稅唯一選擇，而是包括提高戰略產業優勢，以及加強連結地緣盟友，讓產業的供應體系更加具有韌性。
也就是說，美中關係除了貿易、關稅、科技及金融等微觀因素之外，更涉及至政治、國安等宏觀因素。如果拜登輕易對中取消加徵關稅，極有可能被批判為屈服中國，甚至導致政治光譜陷入失分風險。
再者，國際減碳趨勢帶來綠色通膨，加上俄烏爆發戰爭，促使全球糧食、能源等價格飆漲，這些因素更讓拜登在處理對中貿易政策上，陷入兩難困境。亦即拜登在面對內外環境的壓力之下，未來對中關稅戰或將採取擴大調降稅率，以因應飆揚的通膨，卻又難讓關稅戰完全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