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最恐怖的地方，就在於病患突然的血氧降低與產生的肺部重症，因為病患肺部纖維化、嚴重浸潤，會逐漸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心律不整甚至多重器官衰竭。在緊急治療過程中，最基本的插管，可以提高血氧量，但也會造成病患痛苦，如果已經失去呼吸心跳，還得實施心肺復甦術（DNR）來維持病人的生命徵象。
不可諱言，這個過程當中對病患來說其實非常折磨，因此許多家屬視選擇不施行心肺復甦，讓病患安詳過世。
其實救得回來！
不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認為，台灣約有20%的死亡個案簽署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也就是放棄急救，他有感而發認為插管治療雖然難受，但有相當比例「其實救得回來」。不過這句「其實救得回來」卻引來許多批評。
張上淳是疫情指揮中心專家小組的召集人，用這個頭銜來發言，當然是針對現在疫情的致死率過高，來提出科學的說明，也希望能藉由醫學的方式來降低致死率。
不過他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生死從來不是只是醫生的事情，更是病患當事人的「權利」。病患可以選擇接受治療，也可以選擇不接受治療，小到感冒不去診所選擇吃成藥，大到臨終前選擇回家安息。醫生可以建議，但是不是仲裁者，更沒有道德上的判斷權。
找出致死問題點
對於國家政府來說，新冠疫情的蔓延，導致致死率上升，甚至超過其他國家的平均，那是政府要去想辦法克服的問題。退一步講，如果當初可以將疫情持續控制住，今天也不會有這麼多重症跟過世的人。別忘了，在兩個月之前，台灣還是確診數個位數，市面歌舞昇平的樣子。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個處境，或許等到過一陣子，還是需要仔細地檢討找出問題點。
總之，沒有當初疫情蔓延的因，就不會有今天致死率太高的果。如果跳脫這個大環境，把致死率太高的問題放到病患家屬是否簽署DNR，那實在讓家屬情何以堪？
重症病患的照料的困難度，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就算是專業的大型醫院，都承認光是為一個肺炎重症病患翻身，動輒就要五六個人，更不要談到相關治療的費用跟其他要付出的時間勞力成本。這些困難不只醫院會算，病患本人跟家屬也知道，病患跟至親也會依照這些負擔來做決定。
畢竟不論是親人的照料或是病患自己的感受都是很主觀的，不是旁人可以用科學去推敲跟計算的，要採用插管或是其他侵入式的治療，如果病患自己無法表達，跟他朝夕相處的至親，也會用最貼近當事人的想法來判斷，除了至親，沒有人可以代替做決定，更何況是第三方的醫生呢？
是生命，不是數字
張上淳的說法是科學的，沒有主觀的惡意。但是對於他來說，病患畢竟只是個案匯集成的數字，以他的職位，他無法把這些數字還原成一個個有血肉的活人。不論是家屬或是當事的醫生，面對病患的生死都是大事，每個判斷也牽涉到生死，一句「救得回來」或許客觀，卻會造成這些當事人主觀上的痛苦。
疫情當中，不只國家大政一個不慎就會動輒得咎，對於生死、臨終這些話題，其實更是每個國民心中最關鍵的大事，用詞用語更要謹慎，沒有一個生命是可以被簡單當作客觀的數字，拿來隨意分析評論的。
因為，這是生命，不是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