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雙卡風暴的發生，一開始是一系列借錢免利(喬治與瑪莉)、持名片就可以借款、早上申請下午取錢，等等不一而足的行銷手法，再再挑戰脆弱的人性，與在金錢衡平使用上的價值觀。
選擇性執法
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台灣的投資人有了疑懼而選擇觀望，百業逐漸蕭條；2000年之後，又有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而帶動起長期資金外流的真空。情勢所迫，讓金融監理的主管機關不得不退縮；因而有片面解讀的法令執行。選擇性的執法和施給業者的善意彈性，卻放任出畸形的業態發展。
瑞典首都皇宮內，本月上旬甫頒發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3位長期獻身於貧窮議題與公共政策的研究者。經濟學家杜芙若，是史上最年輕和第二位的經濟獎女性得主；而她研究上的良師益友兼丈夫，一起生養三名小孩的巴納吉，都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MIT〉。再就是於哈佛大學任教的克雷默教授。
探討貧窮因素
由巴納吉與杜芙若於2003年發起，在MIT校園內成立的貧群行動研究中心，J-PAL，是個有近兩百位學者的研究群。他們不僅探討困鎖住貧窮的關鍵因素；並且針對主要國際機構所施行的扶貧方案，深入來比對政策微調的各種可能和最終影響。
隨著他們爆紅的：在隨機控制下的試誤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一個結合田野觀察與理論對話的方法，正逐漸被世人所看重，可能會成為政策落實與方案設計的評估主流。
開啟多方對話
一般而言，重複性的實驗和有被檢證可能的假說，才是知識積累的科學態度；反之，純然的洞察力與透視問題本質的能耐，直覺省思雖有助於科研發展的突破，終究只是一家之言。
由本屆得獎主與研究群所拓展出，具有跨國實驗且能長期追蹤的RCT，讓我們對貧窮議題的瞭解，可以從過往回溯性的田野觀察，與在理論指引下的實證層次，開啟多方對話和即時修正的新嘗試。
解學窮人委屈
巴納吉與杜芙若等人的研究，證實被過度簡化的問題探討與政策誘因，並不是解民於倒懸的答案來源。正一如不去探討二千年初的台灣社會困境，以及雙卡行銷洗腦的無所不在；不去追問借了第一筆錢以後，利上滾利和漫無邊際的手續費，就無從去理解那一批可憐之人，是否有真正的可恨之處。
在世界各個角落，如果未來的政策落實與社會現象的成因解釋，一但都能開啟對話的意願，與建立持續追蹤的證據基礎，那麼貧窮問題的解決與身為窮人的委屈，即能成就出一番不一樣的交心，和真正客觀有效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