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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惡》座談會 為精障患者撕標籤

吳婉瑜 2019/06/16 18:10 點閱 11093 次
《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16日受邀出席座談會,與社工、病人、家屬探討精障患者在社會中面臨的困難。(photo by 吳婉瑜/台灣醒報)
《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16日受邀出席座談會,與社工、病人、家屬探討精障患者在社會中面臨的困難。(photo by 吳婉瑜/台灣醒報)

【台灣醒報記者吳婉瑜台北報導】我們與「礙」的距離有多遠?《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受邀出席座談會,用劇中精神障礙病患一角的故事,與在場的病患、社工、家屬探討病患在社會上面臨的困難。一位中度精障患者的家屬在現場哽咽表示: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沒辦法幫他,所以來看社會能幫他什麼?

現實與戲劇的落差

林君陽表示,戲劇影響力蔓延後,他多了許多社會責任,對於人生的是非題很簡單,但解決人生兩難問題卻很難,社工師面對思覺失調急性患者要如何抉擇?他認為,面對社會的精障患者,戲劇做的比較像是在問一個沒有解答的問題,他也認為,患者無法試錯,每個個案無法解決所有人的問題。

「戲劇美好的一面在真實社會中看不到。」站在面對病患的第一線工作者,伊甸活泉之家廖福源表示,現況與戲劇的差別是,戲劇中壞的一面,在現實中更乘以10倍!他提到,精神疾病患者最大的治療副作用來自於社會的汙名化,他以小燈泡事件為例,當時有議員提議要連坐罰,讓病患家屬承擔巨大的惡。

盼整合不同體系

廖福源提到,身為照顧者的家屬的心理壓力,又該由誰來照顧?戲劇裡的美夢,現實情況卻面臨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很多家屬在照顧病患的過程中根本碰不到社工,這是戲劇裡不真的部分。他建議,政府應整合衛政及社政體系,並編列更多預算,讓家屬和當事人得到更多支持。

對此,台北市社會局局長陳雪慧回應說,台北市身障部門積極建構後端處置,協助病患離開醫院後能夠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例如閒置的公宅優先釋出給社區的障礙者,讓他們有自立生活的基地。她提到,看完戲後很多人在問,我能捐款幫助精障者嗎?我能當志工嗎?她坦言,當民眾與機構當鄰居時,想法就不同了。

陳雪慧也表示,精障者回到社區生活很不易,家屬最擔心的都是老去後,誰來照顧患有精障的家人,她說,這是公部門的責任,政府希望患者可以回到社區生活,但最重要的是要獲得社區的支持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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