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吳婉瑜台北報導】我們與「礙」的距離有多遠？《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受邀出席座談會，用劇中精神障礙病患一角的故事，與在場的病患、社工、家屬探討病患在社會上面臨的困難。一位中度精障患者的家屬在現場哽咽表示：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沒辦法幫他，所以來看社會能幫他什麼？
現實與戲劇的落差
林君陽表示，戲劇影響力蔓延後，他多了許多社會責任，對於人生的是非題很簡單，但解決人生兩難問題卻很難，社工師面對思覺失調急性患者要如何抉擇？他認為，面對社會的精障患者，戲劇做的比較像是在問一個沒有解答的問題，他也認為，患者無法試錯，每個個案無法解決所有人的問題。
「戲劇美好的一面在真實社會中看不到。」站在面對病患的第一線工作者，伊甸活泉之家廖福源表示，現況與戲劇的差別是，戲劇中壞的一面，在現實中更乘以10倍！他提到，精神疾病患者最大的治療副作用來自於社會的汙名化，他以小燈泡事件為例，當時有議員提議要連坐罰，讓病患家屬承擔巨大的惡。
盼整合不同體系
廖福源提到，身為照顧者的家屬的心理壓力，又該由誰來照顧？戲劇裡的美夢，現實情況卻面臨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很多家屬在照顧病患的過程中根本碰不到社工，這是戲劇裡不真的部分。他建議，政府應整合衛政及社政體系，並編列更多預算，讓家屬和當事人得到更多支持。
對此，台北市社會局局長陳雪慧回應說，台北市身障部門積極建構後端處置，協助病患離開醫院後能夠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例如閒置的公宅優先釋出給社區的障礙者，讓他們有自立生活的基地。她提到，看完戲後很多人在問，我能捐款幫助精障者嗎？我能當志工嗎？她坦言，當民眾與機構當鄰居時，想法就不同了。
陳雪慧也表示，精障者回到社區生活很不易，家屬最擔心的都是老去後，誰來照顧患有精障的家人，她說，這是公部門的責任，政府希望患者可以回到社區生活，但最重要的是要獲得社區的支持與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