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現代人可能不易想像，在21世紀現代醫學發明以前，人類的平均壽命長不過黑猩猩。1632年一個倫敦織品小販曾寫過一本「死亡筆記」，以玄奇的記載講述他見過諸多出於「國王之惡」（指結核病，當時被認為只要國王肯伸手摸，病人就會治癒）、憂傷、嗜睡、「自我登出」（made away themselves）而離世的人。
而到了2015年，全球已有3分之2的人，是在慢性病當中死去，其中又有3分之2發生在安寧中心或醫院裡，在承受多年來逐步惡化的身體狀況、侵入式逐漸增強且帶給身體諸多痛苦的（手術、重症加護）治療過程後離世。尤其又以癌末患者為甚。他們往往在臨終過程經歷痛苦、壓力、憂鬱；家屬跟醫生的關係也比較緊張，家屬甚至會經歷長期的創後徵狀（PTSD）。
縱使立下生前遺囑，醫院也因為有急救標準流程常只能「自做主張」。例如，一個癌末患者比起苟活無意義的時光，可能更希望能去參加孫子的婚禮，但醫生基於這將增加身體和醫療資源負擔而不准他暫時離院。許多治療癌症的腫瘤學家甚至直接承認，在他們的執業訓練中，從不包含與病患溝通、心理關懷這一塊。
大多數的醫學訓練只教這些醫生「延遲死亡」，而沒有教導更專業睿智且優雅地處理生命終將在他們手上逝去的必然性。這也許意味著，我們必須開放「安樂死」給一些適用的個案；我們必須把一些健保資金轉用在更多不同社群協作的臨終關懷；讓更專門的單位處理安寧看護。
如今，美國老年公衛計畫資金，已經開始對願意「跟臨終病患深入交談」的醫者行為進行勞動給付了。這是好事。讓我們把「懼談死亡」的社會氛圍扭轉過來吧！人人都有一死，死得其所、死得尊嚴，給生命留下一個漂亮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