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2016年對《經濟學人》和其讀者是失落困惑的一年，尤其如果你信仰的是自由經濟與開放社會。
從英國脫歐、川普勝選、敘利亞內戰，還有匈牙利、波蘭等國家「反自由民主」政權的興起，到土耳其、中國、俄羅斯領導人的各種專制舉措，以及菲律賓選出了個「以暴制惡」的狂人總統；鐵幕倒台後，25年前在全球順風順水的自由主義，可說是真正碰到瓶頸了。
如果我們看向更久遠些的西方歷史，近代自由主義的確已經變味失焦。19世紀初期，有一群人反對王權的專制，以及大革命式的混亂──人民渴望秩序，卻是要一套能幫助他們協調科技、經濟、社會、政治快速變遷的秩序。於是，自由主義出現了。
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尋找聖人好將權力集中給他，而是「分散」資源，利用法治，讓市場、政黨彼此在規則下競爭；人民不是國家的臣僕，反而是國家應該輔助人民實現自我。為了避免戰爭和衝突，競爭則當透過貿易和條約進行。這正是二戰後，美國通過成立「聯合國」及「國際貨幣基金」在全球推行的自由主義秩序。
然而到了2016年的今日，國族主義、企業財團、民粹文化凸顯了自由主義的幾項失控：財富的取得與特權分不開、科技的創新摧毀了下層人民的工作機會，多元文化主義則被指責是讓歧視、暴力、恐怖主義面對面激化的源頭。此時，強人登高一呼「我們要奪回掌控！」許多自感身為「自由秩序下受害者」的百姓便望風而歸。
《經濟學人》大膽指出，善於創新的自由主義不能再想回到過去，反應考慮「拆解國家權力到城市」，以地方市鎮為基礎，作為民主新政的實驗室。面對追不上市場新科技的大學教育，我們也應該破除學歷迷思，把年輕人先送入社會，待他們在創新產業轉過一圈後在再回來校園──也就是把高等教育當成終身學習的社會大學。
我們要有信心：自由主義的舊制度或許會死，但它的精神會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