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層組織已是企業組織或政府部門的制式結構，原來這種制度是希望將組織目標透過分層負責的方式，以激勵機制讓真正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獎勵，而推卸責任的人將受到懲罰。如此賞罰分明容易提高整個企業或行政部門的運行效率。
然而實際運行的結果，這套制度的理想似乎是個烏托邦。例如高階的管理者由於負有企業成敗的重任，所以他們的薪資或獎金所得豐厚，有時高得離譜，常常是低階員工的數十倍，但實際上如果管理或決策出事，他們的代價往往很輕，反而是低階直接執行的員工成了代罪羔羊。
例如洪仲丘事件，明明死了一個人，如果是單一兇手殺人，是十年以上的刑事責任，但是放在科層制的集體責任裏，由於每個層級都分擔了部分責任，遂造成了責任稀釋的效果，至今刑事責任最重者是三年，猶在上訴中，高階官員頂多是記過了事，不痛不癢。
又如雄三誤射事件，刑事責任最終就是那位按紐的士兵承擔，賠償則全民買單，各上級將領不過就記過交待一下。但換成最近的漢光演習，逼真如演戲，只要最高統帥龍心大悅，訓示演習成功，則加官封爵全是高階將領，基層部隊只能致贈些加菜金，聊表心意而已。
金融業更是不遑多讓。2000年本土型金融風暴成型，金融壞帳讓銀行搖搖欲墜，因為它們的規模都「大到不能倒」，當時新政府只好編列約九千億的重建基金去打消壞帳，但並無任何銀行高層為此負責。2008年雷曼兄弟的風暴襲捲全球，許多投資人血本無歸，甚至自殺，美國那些金融CEO不但不會為此感道歉疚，甚至仍要求公司要依合約支付他們高額的獎金，終於惹惱了歐巴馬，要求他們吐出來。
近日兆豐銀行的57億裁罰案亦同，這麼大的懲罰金額，居然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前財政部長張盛和，到年薪幾百萬的董事們，個個皆稱他們不知情，兆豐金也辯稱是法律認知不足造成，目前看來除非有明確罪證證明洗錢，否則如果僅限於法律認知，則可以預見這事是不了了之，最多是幾個基層人員撤職，蔡友才等高階又高薪的肥貓們，或那些優厚退休金的前官員，代價低到沒感覺，過幾年後又搖身為其它公司的獨立董事。
「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鋪成」，科層制這種僵化又賞重責輕的失衡現象，已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諷刺的是，我們想解決這種僵化，竟又是期待另一個僵化的科層組織(如檢調或各種委員會)來調查，這應驗了雷根總統曾嘲諷的：「英文裏最可怕的一句話莫過於：『我是政府派來的，我什麼都幫得上忙。』」
這幾年獨立媒體與公民運動興起，批判政府制度殺人的指責，多少也喚起人們對這類事情的關照，希望兆豐金事件給新政府改革金融業的理由，能找外部的人去改革，破解人民對改革無望的怨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