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持續放緩中的中國新常態經濟言，人民幣升貶值，當然是此刻的關鍵課題。以國際投資銀行為主的全球投資市場派，鐵齒咬定中國經濟成長將放緩到5字頭，人民幣匯率必定貶值到7，甚至到8.3元。
從2015年8月11日新一波「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勢成為全球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左右中國國內市場情緒和資本流動的重要變數。
而2015年8月和11月的兩梯次人民幣貶值，都立即引發世界金融市場的大幅度波動，最終也都以中國人民銀行出手暫停人民幣貶值而回穩。從這兩波人民幣貶值的事實驗證結果，可以充分反映出，現況下人民幣貶值的溢出性負效益(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相當高。
第一個顯見的負效益是，立即升高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疑懼，加重了人民幣被市場拋售的口實。其所衍生的，除市場波動的加劇和風險溢價的上升，益發造成中國國內投資和消費的更加不利影響。
付出市場損傷代價
第二個顯見的負效益是，肇致中國本身金融市場的重大空頭損失。2015年8月和11月的兩次人民幣貶值，都以證券市場的大幅度下跌為代價，祇取得人民幣對美元極為有限的小幅度貶值，直到今天，也不過僅僅貶值6%左右；但是，從這兩次貶值「行動」的驗證中看得到的是，幾乎人民幣每貶值一個百分點，就立即肇致金融市場逾兆元人民幣以上的重大市值損失。
第三個顯見的負效益是，紊亂了市場投資人的解讀能力，升高了市場騷動因素。這兩次「小規模的人民幣貶值」，卻使得中國匯率政策信號的清晰度「不夠透明」，引起IMF等國際組織「難以解讀」的高度不安。同時，也導致「與市場溝通成本」大幅上升的副作用，也對於中國中央銀行的溝通技巧和可信度的產生更大疑慮。
激化市場貶值預期
第四個顯見的負效益是，這兩次人民幣貶值規模都不大，但「加速資本淨外流」的作用力卻很大。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政策的大戰略驅動下，無論人民幣貶不貶值，中國資本淨外流，都是必然趨勢；祇是，人民幣這一貶值，卻惡化投資市場更強烈的「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加快中國資本淨外流速度。
第五個顯見的負效益是，嚴重動搖了中國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一方面，周小川主導的「中國式貨幣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受到「資本淨外流」現象的制約，以致遲疑了「降低存款準備金」的行動與程度；另一方面則是，相當一部分「降準」的貨幣量寬作用力，會遭到資本淨外流的稀釋甚至於抵消。
就今天國際的大小情境因素，以及主客觀的公共政策變數發展看，在今年六月東京舉行的G7高峰會議之後，人民幣匯率從高度貶值預期中，逆轉翻身朝向漸進升值的方向演進，應該是可以強烈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