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週的巴黎氣候峰會，歷經馬拉松式的協商、談判過程，最終通過歷史性協議，為本世紀末抑制升溫2度的目標立下標竿，未來5年將是能否落實協議的關鍵。
《巴黎氣候協議》落槌定案後，將迎接綠能世代，帶領人類朝向實踐氣候正義之路前行。但若只有目標而不具法律的強制和約束力，各國基於利益考量，要真正達標，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欠缺法律強制】
檢視巴黎協議，雖然議定各國有制定各自減排目標的義務，但仍欠缺強有力的法律強制，況且還訂定每五年對目標進行修正的機制，未達到減排目標的國家，只要提出合理的解釋，都有調整目標的彈性，甚至預留2020年生效前的檢視空窗期，實不能樂觀以對。
對台灣而言，我國雖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的簽約國，基於參與任球抑制暖化行動的義務，除環保署長、官員和民間社團都派員與會外，也向巴黎氣候峰會提交「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INDC）。
INDC既是巴黎協議減排的最大成就，台灣又被列入全球人均碳排量和排碳成長的末段班國家，未來將難免於受到國際社會或散佈全球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的監督，在減排行動上，無法自外於國際秩序。
【無法自外國際】
巴黎協議中，同時賦予城市與次國家體系的減排角色。由於全球多數人口都聚集城市或都會區，頻繁的經濟活動幾乎耗用80%以上的能源，相對也是碳排放量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城市逐漸成為對抗全球暖化的重要角色。
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城市如何以「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策略，加入國際減排行動，將提供未來以綠能方案建設城市的施政主軸，與此同時，可藉由加入「城市氣候變遷領導組織」（C40）管道，串聯全球城市以更實質的方式參與減量行動。
另一項可以提供台灣加入國際減排行動的管道，就是巴黎協議中明定「非締約方權益關係者」的參與。政府既已提出INDC，可以根據2012年通過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綱領》，以及《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將國內法與國際規範無縫接軌，透過非締約方的機制，每五年向UNFCCC提送減量行動和成果。讓國際社會瞭解，即使因國際政治因素並未簽署巴黎協議，但我國仍按照既定的減量方案，善盡國際共同減排義務的付出和努力。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以《巴黎氣候協議》為開端，各國將展開另一波減排，對台灣而言，不啻是參與國際行動和發展綠能的契機，政府必須拿出具體可行方案，才能讓世界看見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