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電影像精工錶，裡面的片段乍看之下都是平淡無奇的小零件，但把它們組裝起來，卻成了一個嚴謹而細密的故事，承載著那些逝去的時間＼歷史，在此刻繼續奔流。德國導演喬治馬斯的新作《替身風暴》，就是這樣一部精密而動人的電影。
錯置的受難記憶
《替》片由德國和挪威共同拍攝完成，其背景錯綜複雜，關乎兩國之間一段陰暗的歷史。
二戰時納粹安排菁英成員與挪威女子進行優生，孕育出1 萬2 千名「戰爭孩童」。這些孩童誕生後被帶到德國「生命之源」等育兒院，與生母分隔。二戰結束後他們遭到歧視，在孤兒院流離，許多人數十年後才有機會和母親重逢。
電影的女主角薇拉便是這樣一位從東德逃出的「生命之源」孩子，幸運和家人重逢，甚至生兒育女，多年後做了外婆──然而她卻是東德的間諜。
1960 年代末，東德國安局派她們冒充失散多年的孤兒，混入挪威境內，進行情報工作。隨著律師查訪「生命之源」孩子的下落以追究挪威和德國政府的責任，薇拉的身份也有了暴露的危機……
導演喬治馬斯透過一個平凡家庭的故事，探討威權體制對個人長遠而不可見的戕害──不僅僅是對人的身體施暴，而是操弄人們的身份和記憶，同時攪亂了受難者與頂替者的人生。真正的受難者與家人永遠無法相會；情報員則必須長年扮演另一個人，承擔著不屬於自己的記憶和欺瞞家人的愧疚。
家庭經驗虛實交織
故事的核心是一個四代同堂的家庭，包括薇拉的「母親」烏瑟、薇拉與潛艦艦長皮亞特夫婦，還有他們的女兒和襁褓中的小孩。這個家庭平日和樂融融，但也並非完美無缺。
薇拉的情報工作造成她屢次行蹤不明，為夫妻間的相處蒙上陰影；烏瑟對於國家能否深究歷史傷痕，補償她生命中的苦難幾乎已不抱期望；在大學攻讀法律的女兒無法獨力撫養剛出生不久的孩子，情緒接近崩潰。
這樣延續到下下一代的悠長生命，這些耗費四十年累積起來的生命經驗，如果中間摻雜了情報員的秘密身份，是否能算真實無欺？
電影中穿插了薇拉追憶她第一次和烏瑟「重逢」、她和皮亞特首次邂逅的畫面，畫質經過特殊處理，看來就像更早期的電影鏡頭；觀眾於是有「在電影裡觀看電影」般的感受，那些畫面看來也就更像是被安排過的一段戲， 寫實性在薇拉主觀視角的回憶中無聲鬆動。
然而隨著故事流轉，薇拉對於家人的情感越來越像是虛實交織的結果。她在前往德國進行情報工作的旅程中，還記得打電話向老公訴苦是真的；當她的女兒希望她挺身而出、參加「生命之源」孩子的聽證會，她為了孩子的願望以假扮真地出席，也是真的；金孫差點從身邊被奪走時， 她驚惶失措、六神無主的模樣， 也真實而動人。
人生的記憶往往虛實參半，薇拉在虛構經驗的地基上建造了自己下半生的家，她和家人相處的點點滴滴確實摻有謊言的基礎， 然而朝夕相處的家庭生活所建立的情感，卻有其真摯深刻的部份。
在電影尾聲，薇拉的丈夫皮亞特困惑地問她：「這些年來有什麼是真實的？」薇拉的回答見證了家庭之愛超越極權體制多年影響的一瞬：「所有我們曾經生活過的」。薇拉這句話選擇了，也決定了在她生命中什麼是最真實的：這些年與家人共同創造的回憶。
也正是這份情感，使皮亞特和烏瑟在震驚之餘，釋出了理解和對話的可能。這個家庭終究互相扶持著，一起面對了生命中那個遭到扭曲的部份。
另一批受難者
從更深刻的層面來看，電影還對加害者＼受害者的身份，進行了更細膩的呈現與辯證。薇拉在被女兒逼問時脫口說出自己的身世：她其實也在孤兒院長大，被東德國安局招募為情報員，在扮演另一個受難者的過程裡，反而找到了生命的寄託。除了作為竊取他人人生的加害者，她其實也是威權體制下另一批鮮少被提及的受害者。
簡易的道德判斷在這樣複雜的生命故事中似乎不堪使用；在威權體制下，每個人的人生都或多或少地產生了歪斜與偏離，其中並不缺乏像薇拉這樣兼具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人物。《替》由此出發，為觀眾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跳脫個人道德評價，轉而對生命記憶和極權歷史做更深刻細膩的觀照。
是過去，也是現在
從《再見列寧》、《竊聽風暴》到《替身風暴》，多位德國導演透過描繪個人生命的巨變，探討國家威權體制可能曾在每個人身上犯下的罪行；德國有德國的歷史責任要釐清，台灣顯然也有自己的歷史傷痕要面對。
以國家的資源和人力，釐清歷史脈絡，追究過往當權者的責任，看來是在翻舊帳，但相較於高喊寬容及和解，這種嘗試記憶並深究歷史苦難的態度反而是積極的──威權壓迫不僅僅是過去，也可能發生在現在，或者未來。
當歷史總是能獲得釐清、罪行總會被追究，也等於對此刻和往後的當權者發出這樣堅定的聲音：威權看似無所不能，但小心了，所有它造就的悲劇都會被歷史、文學或這樣的一部電影不斷記起，並且追討代價。
《電影簡介》
英文片名：Two Lives
中文片名：替身風暴
出品年份：2014
導演/編劇：喬治馬斯
主要角色：茱莉安柯勒、麗芙烏曼、史凡諾丁、肯杜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