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賴義中綜合報導】「我願將心力投注在讓人死得有尊嚴的事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最近為文向世界表明，他不願以人工方式延長自己的生命，而希望能憑依自己的意願，以有尊嚴的方式死去。為此，他也呼籲南非和全人類敞開心胸、接受安樂死合法化，讓受折磨者能與摯愛之人道別後安然離世。
高齡82歲的屠圖過去致力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也是已故精神領袖曼德拉的好友。他12日投書英國《觀察家報》表示，無論舉辦鋪張的葬禮，或是以人工方式延長將死之人的壽命，都是資源的浪費，因為金錢應該花費在活著的人身上。
屠圖鼓勵人們提早寫下生前遺囑，因為死亡隨時可能到來，提早透露對後事的安排，反而能讓家人和醫師輕鬆許多。
他也援引法國醫師波梅森協助安樂死遭告，最終獲判無罪的案例，強調安樂死有法律的基礎，且近來世界各國社會相繼探討安樂死合法化議題，顯示人類在臨終前，應有拒絕活著及假手他人死去的權利。
以下為屠圖投書全文：
我們迫切需要有尊嚴的死亡─我支持安樂死
即使在我做教牧關顧這些年來，我也從未有過這份陪伴他人死亡的「特權」。我曾到過開普頓的聖路克收容所、探視走至人生盡頭的同事，我也看到他們獲得完善的照護─但我從未目睹過任何人逝世的瞬間。
有人問我，為何把目睹那一瞬間的權利比作「特權」，因為在我的信念中，那是奇蹟的一刻，是新生，也是回歸生命根源，與造物主相遇的時刻。某種程度而言，死亡和誕生是一樣的，都轉換到了新的生命。我自己在此時此刻，也接近了旅程的終點。
【談死亡非禁忌】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終需一死，因為地球無法同時養活我們和數以百萬計的祖先，我們必須為未出世者讓出路來。既然如此，談論死亡就不應是禁忌。人類應該要以體面的方式死去，對我來說，就是能和那些曾在我生命中留下足跡的人好好聊聊，然後靜謐地安息。也就是說，要有機會和我們所愛的人道別，可能的話，最好是在家裡。
最近我和我的小女兒姆芙談到我的願望，關於儀式的部分，引用哪首讚美詩，還有由誰來主持。我希望能夠在約翰尼斯堡的聖瑪莉大教堂安息，那是我生命中至關重要之處，我在那裡受封為執事，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在那兒發生。我也希望能夠火葬，雖然有些人不太喜歡這個想法，不過我希望我的骨灰能被葬在開普頓的聖喬治大教堂中。
【喪葬一切從簡】
我不太喜歡有些非洲的傳統，像是將遺照轉面向牆、從臥房中清出家具，然後在房內放張草蓆、讓女性在上面陪個幾天，我希望輪到我的時候能跳過這些傳統。我發現很多人辦葬禮卻弄得一身是債，只為購買昂貴的棺材，或是要屠宰他們根本付不起的牲畜。
為此，我想豎立個簡樸的典範，我的棺材要夠簡單，用一般的木料製成，提把用繩子做就行，喪宴不要鋪張，如果非殺牲畜不可的話，不需要太大的動物，綿羊或山羊就足夠了；我的墓碑也要從簡。這不只是基於能否負擔的問題，而是我真切地希望，錢應該花在活著的人身上。
這讓我導向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活著的意義是什麼？當死亡到來，生命的品質和尊嚴從哪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近年我慢慢理解到，我並不想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壽命，當你得用機器來維持呼吸時，就得問問自己這是不是你要的生命品質，還有錢要不要這樣花的問題。對某些人來說，這可能還不大容易。
【錢花在活人身上】
可是，為什麼要延長將死之人的生命？為什麼要這樣花錢呢？這筆費用若能提供給懷胎十月的孕婦，或是迫切需要器官移植的年輕人，反而更有意義。錢應該要花在那些生命伊始，或是正迎來大好時光的人身上。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意見，無關我的教會。
南非政府對待馬迪巴（曼德拉的族名）的方式就是非常不體面的。政府舉行國葬時，透過電視轉播可以看到總統祖馬、副總統拉馬弗沙和馬迪巴一起出現，但馬迪巴已經不在了，他說不了話，也沒有意識，這就是輕蔑了馬迪巴的尊嚴。
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放聲談論死亡。根據一份2008年所做的調查，有3分之2以上的英國醫生表示，難以和病患討論臨終照護事宜。過去的醫者不僅治病，也助人減緩死亡的壓力，20世紀的訓練卻忽略了後者的重要。
【臨終前表明願望】
我們可能在任何年齡迎接死亡。我們愈清楚表明自己在臨終時的願望，我們所愛的人和醫師的壓力也就愈輕鬆。我也慢慢了解為何要訂立生前遺囑，因為我不願接受人工餵食，或仰賴呼吸器─我不要人們拚盡一切努力，只為了延續我這條生命。
生前遺囑也有社會面的好處。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拉克羅斯地區，那裡的醫生已經努力了好幾十年，鼓勵成年人寫下生前遺囑，其中一項好處是說明存款的去處，不論是要給家庭、政府或醫院；另一項好處是，早些談論這件事，反而似乎能安定人心並延長壽命─不然要怎麼解釋拉克羅斯的平均餘命，比其他地區都還要高？
最近也有人問我，如果患了絕症，導致生命品質急遽退化，我會希望怎麼做？今年我特別關注因協助安樂死、而吃上官司的法國醫師波梅森，外界最初認為他會遭到重判，但有幾位見證者，也包括死者家屬，寫信支持醫師，認為他是滿懷慈悲的。波梅森最終被宣判無罪，連英國的最高法院最近也裁決禁止安樂死與人權牴觸。
【選擇死亡的權利】
南非的法律還未能體現憲法遵奉的人權和尊嚴價值，這點我們要檢討，因為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也有著類似的故事。在經過多發性神經纖維瘤折磨28年後，克雷格‧修奈格佛已不認為他的生命還有任何品質可言，他的手術次數多到無法再承擔，但卻找不到任何合法的方式讓自己死去。
2009年9月1日的深夜，他一口氣吞下12粒安眠藥，然後在頭上套了2層塑膠袋，用橡皮筋綁住；隔天早上，雙親發現他冰冷的遺體。克雷格希望能一邊聽著他最愛的音樂，一邊在摯愛雙親的懷抱中，藉由他人幫助而合法死去，是我們的法律，否決了他和他的家庭應享有的尊嚴。
我也開始懂得如何措辭，以避免觸及這個議題的敏感處。「安樂死」的負面意涵太重，「自殺」被認為是倉促、草率的死去，背後可能伴隨著心理上的不穩定。克雷格的想法就十分清楚，他要擁有死亡的自決權和尊嚴。
有些人認為安寧照護，包括施打鎮靜劑止痛，就已足夠讓病人以比較輕鬆的方式迎接死亡；有些人則認為若安寧照護效果夠好，安樂死就非必要，患者不需要再要求以合法的方式施打「致命藥」，但克雷格的狀況就非如此。同樣的，也有人主張自主權和意識至上─如果能神智清楚的和所愛之人相擁，那又何必走入麻醉的意識迷霧中？
【生命再自然不過】
我這一生何其幸運，能為活著的尊嚴盡心盡力，但現在我希望將心力投入到讓人死得有尊嚴。生命誠可貴，但絕非不計代價。我很明白自己不願再久活，因為我注重的是生命品質，有些人則可能願意接受安寧照護。沒錯，我知道自己說出想在協助下死去這種話，會讓很多人感到沮喪，其實我並不在乎的。
7月18日是曼德拉日，屆時我們會緬懷這位歷史的偉人；同日在倫敦，英國上議院則會舉行《法康納爵士法案》的第2場聽證會，辯論安樂死應否合法化；在美國奧瑞岡州、華盛頓州、加拿大魁北克、荷蘭和瑞士均已踏出了第一步。我們引以為傲、得來不易的這部南非憲法，也應該為有尊嚴死去的臨終願望，提供法律上的基礎。
在非洲大陸上，到了老年才死去確實是項特權，因為至愛之人早逝的悲傷，我們再熟悉不過，是戰爭、暴力、愛滋和各種社經疾病帶走了這些生命。我們的社會需要轉換思維、要思考、要質問生命究竟為何物？而死亡不也是生命中再自然不過的一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