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瑞士工會所推動的最低工資公投案，在2014 年5 月18 日舉行的公民投票，決定是否訂定全球最高最低工資(minimum wage)，月薪4,000 瑞士法郎( 約新台幣13 萬5,000 元)， 時薪22瑞士法郎(約新台幣743元)、月薪4,000 瑞士法郎（約新台幣13.5 萬元）。結果，反對票達77%，只有23% 贊成，遭到否決。
瑞士、美國都遭否決
就在上一個月，美國歐巴馬總統一直高調強力提出的「提高最低工資法案」，也同樣遭到了國會的大多數否決。
在臺灣，也就在不到十天之前，新任執政黨國民黨副主席的「郝立強」等人，陸續「體察民意」，尊重「民粹主張」，也提議應該打破規則，提前在今年九月之前，立即召開審議委員會，馬上把臺灣基本工資調漲到時薪133 元以上、月薪22,639 元，才能「符合勞工實際生活需求」。
薪資與工資兩回事
同時，經濟部長張家祝，也提議修改公司法，認為用法律強制企業提撥一定比例獲利供員工加薪；胡志強主張將用法律規定，限定企業必須將公司獲利分成各三分之一，分給企業、員工加薪及捐公益；朱立倫更強硬主張「不加薪就加稅」；依法，企業盈餘的分配是投資人的權益事項，須由股東大會決定，政府無權以超越公司法的特別法，任意予以改變。
但在這兒，有一個重要概念須先予以釐清的是，剛性法定「最低工資」(minimum wage) 標準，是政府動用公權力以有形之手干預設定的「行政標竿」，以能符合各該國家最起碼的維生需要，與民生物價及最低購買力直接連結，是政治的。
「市場薪資」(market rate of wage) 則是社會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態勢及市場供需情勢變化，依循經濟體制的無形之手，所激盪推演出來的「市場機制產物」，是勞動市場經濟的。
瑞士及美國「用公權力強制提高最低工資」提案，先後遭到否決的鮮明實例，不啻表明了一項重要信息： 「薪資」是市場決定的，甚至於用政府剛性法規限令「最低工資提高」， 也是硬抝不來的。
剛性法定最低工資
倘若我們再仔細檢視一下，18 日瑞士公民投票如果獲得通過，則因為瑞士目前並沒有明確的法令規定， 這項剛性訂定的全國最低工資，所設定的最低時薪，必將遠遠超過美國的7.75 美元( 約新台幣232 元)、法國的9.43 歐元( 約新台幣390 元)、西班牙的5.05 歐元( 約新台幣209 元) 和德國近日通過的8 歐元( 約新台幣330 元)，躍進成為全世界法定最低工資最高的國家。
不過，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計算，瑞士的最低工資水準經過物價平減調整後，實質購買力約祇相當於時薪新台幣420 元。
餅作大才有好薪情
瑞士多數民眾不支持這項爭議性公投案的理由，主要是認為，設立更高的法定最低工資水準，固然有助於緩和薪資差距，並使已然在職的全職勞工，能夠更加生活無虞；但是，這項措施並不是幫助低所得人民或家戶的好方法，其最大的負作用是，立即會傷害到國家的產業經濟競爭力， 削弱瑞士經濟體質。
同時也會促使公司企業裁員，使得原想幫助低所得者的美意，反而會因此導致更多弱勢族群的工作機會減少，社會邊際勞動力更為增加，而且使年輕人及專業能力較差者更難找到工作，結果反而會讓他們更加深受其害。另一項原因，是目前在瑞士其市場薪資會低於此一最低工資的勞工中，約九成皆屬外國籍，其情形與臺灣的外勞薪資待遇的狀況極為類似。
瑞士所有的問題與顧慮，幾乎也就是臺灣未來情境的「現值化」映現；這種冀望用公權力的干預，向上調高最低工資( 基本工資) 基準線方式，以能濟弱救貧，促進「市場薪資」的立即跟進調升，這種一意設想以法定標準改變自由市場活力彈性的努力，在歐美都已同時宣告失敗。
有些人開倒車
在這種情況下，郝立強等人不思採用經濟理性作法，以振興國家產業經濟活力，把國家社會之餅做大，增進就業機會，用增進企業營運擴大、獲利增多，墊高雇用加薪籌碼的方法來救經濟，反而還是積極想用政府強制介入，採行「非經濟理性」作為方式， 激催提高剛性基本工資，以追逐社會的「好薪情」，除了博取一些民粹選票的讚賞支持外，其對於改善臺灣當前社會窘境並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