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長羅瑩雪認為行使「公民不服從」權，也必須遵守法律，這席話讓人跌破眼鏡。
美國政治學家羅爾斯的名著《正義論》中，羅爾斯有專章論述公民抗命的概念。羅爾斯認為，真正典型的公民不服從，實際只能發生在抗議者被視作公民、擁有公民權利、他們面對的是一種法治秩序的社會裡。這是公民抗命的前提條件。
【公民抗命已有論述】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當下的中國人以及解嚴前的臺灣人，連公民抗命的資格都不具備。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體制下，只有臣民而沒有公民，不願意做臣民的人，在統治者眼中就是罪不可恕的「暴民」。
羅爾斯在正義觀之下論述公民抗命的定義和價值。他指出，公民抗命的前提是假定社會上存在著公認的正義標準，而法律只是偏離了這一標準。換言之，雖然該社會可能存在著嚴重的不正義，卻具有某種形式的民主政府。
正義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公開認可為自由平等的人們之間自願合作的根本條款。所以，公民抗命可以通過訴諸社會的正義感，來嘗試改變這些偏離正義的法律。他進而從四個方面論述公民抗命的特徵。
【慎重考慮違法目的】
首先，公民抗命是一種違法行為，雖然是出自良心的違法，卻還是違法。這種違法有兩個限定：一是審慎而有區別地對法律的侵犯，以達成對部分法律或政府的政策的修改；二是它遵循某種更高的法則和公義，並推動整個社會走向更接近公義的社會。
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個案：二戰期間，當納粹德國的鐵蹄踐踏法國之際，猶太裔學者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走出書齋，參加地下抵抗運動。她編輯並散發地下雜誌揭露自詡為「合法」的貝當傀儡政權的真相，並幫助一些逃亡的猶太人弄到假身分證。這樣做是違犯法律嗎？
薇依對協助她做這些事的年輕姑娘瑪盧説：「違犯法律，這是樁嚴肅的事情，應該三思而後行。在做犯法的事情之前一定要確信這是迫不得已的，而且要確信我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是符合真理的。公民不遵守法律，就不可能有民主。但是，我們帶領年輕人潛入市政廳盜取公章，慫恿他們使用假身份，躲避強制勞動，這樣做是事出無奈。」
【抗命難「去政治化」】
第二，公民抗命是一種政治行為，是向擁有政治權力的多數提出來的，訴諸於那個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
在「太陽花學運」之前的若干次公民運動，如大埔案、反媒體怪獸、反核四、洪仲丘事件當中，都有一種所謂的「去政治化」傾向。活動的發起者再三申明與民進黨等在野黨保持距離，以超越政黨鬥爭，吸引更多中間民眾參與。這一做法源自當年的「野百合學運」，當時學生和民進黨各自佔據中正紀念堂的一片區域，井水不犯河水。
避免陷入政黨鬥爭是正確的策略，但「去政治化」卻是公民抗命的自我設限。公民抗命不可能「去政治化」，如果只是將目標限定於某個單一事件，雖然有可能獲得具體的結果，卻無法撬動非正義的社會結構，也無法凝聚社會的正向能量，讓憲政民主體制得以深化。
【非暴力的街頭運動】
第三，公民抗命是一種公開行為，甚至必須訴諸於街頭運動。
這一點正是許多知識階層對公民運動回避、懷疑、懼怕的原因所在。華人知識份子滿足於在書齋中坐而論道，很少有像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法國作家加繆那樣公開以行動反抗政府和權力的。同時，他們還要為自己的怯懦尋找學理的支持，比如，臺灣政論家楊照將梭羅定位為無政府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絕對不可能贊同、主張有組織的集體對抗行為」，所以，臺灣學生對梭羅思想的引用是「誤讀」。
但是，他恰恰忘記梭羅也說過如此決絕的話：「當政府淪於暴政，或它效力極低、無法忍受，有權拒絕向其效忠，且有權對其反抗。」這是梭羅對公眾的大聲疾呼。而且，無論是甘地還是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大規模的公開反抗運動，都從梭羅那裡尋找靈感，難道他們也都「誤讀」了梭羅嗎？毫無疑問，若僅僅是「內心的反抗」或「文字的反抗」，就不足以形成公民抗命。
第四，公民抗命是一種非暴力行為。
若用羅爾斯對公民抗命的定義，則此次臺灣的太陽花學運當之無愧地是公民抗命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