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閱讀過《拉貝日記》的人，任何親身到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都會被那些恐怖的場面所震撼。在德國，集中營已經成為紀念館，成為民族記憶中一道永遠的疤痕。
在一間陰森的地下室裡，裝滿小孩們玩具的箱子被細心地碼在一起，堆積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們的小主人們來著最後的挑選。在許多小箱子上，用粉筆寫著「麗蓓嘉」、「伊斯爾」、「伊莎克」等成千上萬個無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見，而這些人都被暴徒們趕進了煤氣殺人室。
【默許者的責任】
瑞士法學家湯瑪斯•弗萊納在《人權是什麼》一書中指出：「這種野蠻的行為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解釋。許多犯下過這種罪行的人為自己辯護說，它們的受害人不是人，只是老鼠之類的害蟲，應當趕盡殺絕。他們把我們帶到幕後的真正策劃者那裡。
這些策劃者想證明，人類劃分為若干不同的等級，應當根據其種族、宗教、民族和語言身份而區別對待。那個不承認人在原則上具有平等的權利並具有同等的價值的人，那個通過新聞媒介和其他宣傳方式散佈諸如「無教養」之類說法的人，那個附帶地煽動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的人，那個製造恐怖的人，要對那些把人領進煤氣殺人室的暴徒們承擔一份責任。」他的論述已經超越了一個普通的法學家的眼界。
【苦難記憶多遭遺忘】
今天的冷漠實際上來自於不肯承擔昨天的責任。在華人世界，全民共懺悔的呼籲，直到今天還是被當作笑話，並遭到聰明人的圍剿。在中國，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一直是阻力重重。
在臺灣，篡改教科書、淡化白色恐怖歷史的企圖，一直沒有停止。雖然臺灣有多處人權園區和二二八紀念館，但許多民眾認為，那是一段十分遙遠的歷史，跟今天的生活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沒有太大的興趣去瞭解。對歷史的輕視乃至掩蓋，直接導致了社會轉型正義的缺失；對責任的躲避和推諉，必然帶來冷漠心態的大面積擴散。
華人文化中缺乏罪的觀念，故而大多數人選擇了遺忘、選擇了冷漠、選擇了自我除罪化。湯瑪斯•弗萊納將「罪」的定義擴充開去，闡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惡的道理：「無數冷漠的、不準備為人類的尊嚴和人權而站出來的人也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冷漠造就殘酷歷史】
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國內也不在國外抗議1935年頒佈的紐倫堡法律，那就是眾所周知的決定對猶太人給予最可怕的歧視就侮辱的法律；當瑞士外交官同德國代表就德國猶太人的護照加蓋猶太標記達成協議（瑞士當局以此防止德國的猶太人逃入瑞士）時，這些冷漠的人沒有集合起來進行抵抗。
在30年代，當義大利法西斯政權要求教授們向法西斯主義宣誓，保證教育學生成為法西斯義大利的忠實成員時，3千名教授中只有大約0.5%的人拒絕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藉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義應當就是義大利國家，自欺欺人，還證明其簽署檔的行為是正當的。
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計，他們構成了為獨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動者鋪下的紅地毯的表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除了少數的抗議者，我們這「沉默的大多數」、「懦弱的大多數」都是有罪的，因為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種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
冷漠是一種特殊的罪惡。只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人們才有可能與之作艱巨的抗爭，人們才有可能企盼愛、同情、憐憫這些珍貴的品質和情感的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