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紐約時報》外交記者的黃安偉來到北京工作，剛開始他對中國的經濟繁榮、地緣政治擴張抱有希望，更對自毛澤東以降，「最強大」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抱有濃烈的民族主義的情感。帶著這種對「習式新中國復興」的憧憬，他積極地展開在中國的報導工作，同時也調查父親神祕的過往。
本書不僅是一份動人的家族記憶，更是一部全景式的國家與時代編年史。黃安偉以個人生命為切口，為讀者揭開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這段影響深遠的歷史進程。對於任何想要理解當代中國與新威權時代的人來說，都是不可不讀的重量級巨作。
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父親給我看了一張我從沒看過的黑白小照片，照片中的人是他。我們一起坐在華盛頓特區郊外我兒時住所的客廳時，他把那張照片放在我的手心上。
那張照片拍攝於一九五三年的中國，照片裡的他眼睛閃閃發亮，皮膚也見不到一絲歲月的痕跡。他穿著樸素的軍服並戴著軍帽。我用手指劃過軍帽中間的一個黑點，那裡有塊陰影。父親說那位置原本有一顆紅星，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誌。
他將那張照片寄給他在英國殖民地香港的父親後，他的父親抹去了那顆星星，生怕英國殖民當局看到照片可能會有所反應。在離開中國並與在香港的父母重聚後，父親拿回了這張照片。他移居美國時，也帶上了這份革命的紀念品。
兩個帝國的孩子
我是兩個帝國的孩子。我出生於華府，並在維吉尼亞州的亞歷山（Alexandria）長大，那裡是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沿岸的郊區。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人們談論著冷戰、遏制共產主義和防止核子末日。
那段時間是尼克森時代到雷根時代，當時全球政治被兩種意識形態（更確切來說是兩個權力體系）之間的巨大鬥爭所主宰。柏林圍牆（Berlin Wall）在我高中的最後一年倒塌了；廣播電台的主持人播放蠍子樂隊（Scorpions）的〈變遷之風〉（Wind of Change）；蘇聯解體了，美國成為獨霸全球的國家。
我們在家裡、課堂上和校園中談論這些事件，我也在報紙上讀到這些事件。在我看來，那些報社及其駐點在華盛頓、紐約和世界各國首都的記者就是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的編年史家。
世界上還存在一個共產主義強國，這個政權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較為陌生，但對我來說卻是再熟悉不過了，也就是我的祖國──中國。
毛澤東與共產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戮力擊退日本侵略者，當時我的父母是生活在中國南方的鄉村孩子。但日本的投降並沒有帶來和平。執政的國民黨與發起叛亂的共產黨又再度爆發了內戰，毛澤東與其率領的紅軍在內戰中勝出，迫使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島。
一九五〇年，父親成為他所在高中第一批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畢業的學生。實現革命與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熱情在國民的心中熊熊燃起。父親北上前往北京讀大學。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之際，父親跟軍人、工人和學生一同在毛澤東面前遊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的城樓上向他們揮手致意。
他們相信毛澤東會帶領中國重拾昔日的榮光，並挺身抵抗美帝國主義（American imperialism）。同年秋天，美軍向朝鮮半島上的北韓和中國軍隊進軍。中國共產黨號召全體國民一同投入戰事，並警告說美軍可能會進軍中國東北，進而進犯北京。
父親加入了人民解放軍。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邊疆地區度過，而他的軍旅生涯也出現了意外的轉折。他去了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見過的偏遠之地，那些地方有美景，但也有紛爭。他在鄰近朝鮮前線的滿州接受空軍訓練，然後又在新疆度過了數年的時光。
位於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是講突厥語的伊斯蘭教徒（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故鄉，也是北京政府數百年來一直想要納入其掌控的土地。父親見識到了中國的幅員遼闊，也見證了毛澤東為了重振中國所做的諸多努力。
成長過程中的父親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對父親人生中的這些片段一無所知。我有時會看著他穿上紅色的西裝外套和黑色長褲，去一間叫作上坪樓的中餐館工作。數十年來，那是我唯一能與他聯想在一起的制服，直到後來他給我看了他在軍中寄給他父親的照片。
他並不是一個會說太多自身事的人，也不太會特意跟我分享他的過去。在他早回家的那些夜晚，他不會坐在我的床邊說些故事逗我開心，他不談自己的人生故事，更不會說什麼虛構故事。他只有週日休息不上班，但他每隔一週的星期日就會消失，去他跟別人合開的外送餐館欽氏廚房（Chin’s Kitchen）記帳。
在他空閒的週日，我們會一起看美式足球賽，看華盛頓指揮官隊（Washington Redskins）的比賽，他也會開著一輛藍色的普利茅斯轎車（Plymouth Duster）帶我們全家出門兜兜風。我們一起看著我的數學課本、代數學、幾何學或微積分，他對數字暸如指掌，後來我才知道他從軍中退伍後，讀的是工程學。
共產主義的影響
有時候我能瞥見父親不為人知的一面。某個冬天的下午，父親和母親開車載著我和妹妹行經華府，到唐人街去探望我們的奶奶，坐在前座的他們兩人大聲地用粵語討論著什麼。我盯著車窗外門窗被木板封閉起來的排屋。母親轉過頭對我們說：共產主義影響了你父親。他固執己見，已經不會再改變了。
我感覺到了那份痛苦，那是我不想去觸碰的傷口，至少現在還不想。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們兩人都有著各自的人生。我後來才知道母親錯了，父親早已做出了改變。在一個情勢不穩定的時刻，他決定走上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那是一個關乎信念與夢想、自主性與自由，以及國家與家的選擇。
沒有人完全離開
我的父母在不同的時間點和不同的情境下，向中國和香港告別。但他們從未完全離開。在我所認識的華裔移民中，沒有人真的完全離開了。另外一段回憶是在某個夏夜，我們一起坐在家裡的地下室看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夏季奧運會（Los Angeles Summer Olympics）女子排球決賽，決賽的組合是美國對中國。
當中國隊贏得金牌時，我的父母歡呼雀躍，跳得就跟明星主攻手「鐵榔頭」郎平和她穿著紅衣的隊友們一樣瘋狂。母親對我說：「我們為中國隊加油，因為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透過跟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長時間的交談，以及翻閱舊信件和老照片，我才開始知道這些數十年前的事情，這始於我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讀研究所之前，且在那裡讀書的期間也一直持續著。
兩種途徑認識中國
我同時透過兩條不同的途徑深入探究：一條是透過課程以及跟教授的對話，了解中國的歷史、社會與政治；另一條是探索我的家庭歷史。
我在華盛頓和舊金山（San Francisco）一帶跟我的父母、叔叔和阿姨們共度了一些時光，我特別常跟我父親的哥哥黃沃明（Sam）待在一塊，伯父跟父親在香港和廣東省一起長大，他後來於一九四八年去美國讀大學。從我開始挖掘過去，我每年都會去中國和香港旅行，直到我前往紐約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工作後才結束。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駕駛商務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大樓（World Trade Center）和五角大廈（Pentagon），我當時住在曼哈頓的市中心。那場暴力行動以及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行動，讓我開始思考帝國的本質與其影響所及的範圍，還有那些反對帝國的力量和帝國試圖打壓的對象。在我三十一歲生日那天，我離開了紐約，去做伊拉克戰爭的報導。
北京擔任特派記者
五年後，我來到北京擔任特派記者，就從那時開始，這個國家和我的父母親的生命以一種我未曾想像過的方式向我敞開。我現在有時間去拼湊那些一直隱藏於陰影之中的往事，去了解人與人、地方與地方以及時代與時代之間的各種聯繫。
除此之外，在一個正處於變革中的國家展開全新的生活也令人相當興奮，這個國家的城市有著明亮的辦公大樓，還有藝術家群體和從鄉村搭火車前來都市努力打拼的工人，他們都希望自己能盡一份力推動二十一世紀上半葉預期將帶來的巨大變革。
對一個初來乍到中國的人來說，中國的領導人和人民似乎都在竭盡全力開創一個嶄新的未來，這般景況與我在伊拉克所看見的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數年來一直在那報導著一個國家的崩解，這讓我對於人性和權力行使的本質產生了悲觀的看法。
美國行動的屠殺
我的兩名伊拉克同事哈立德（Khalid）和法赫爾（Fakher）都死於一場最終導致約三十萬人喪命的暴力事件之中。更令人感到震驚的是這些破壞和屠殺都是美國行動所導致的直接後果。
那些破壞與殺戮的暴行都是由一個國家（我的國家）一手造成的，而就在十年之前，這個國家才剛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能夠利用其不受挑戰的超級大國地位，帶領這個世界走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然而，美國的領導人卻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將自己的國家帶往了帝國主義的流血殺戮之路，且美國政界高層人士多年來還一直否認他們的所作所為。
中國走上進步之路
二〇〇八年四月某個溫暖的夜晚，我在北京機場光彩奪目的新航廈下飛機時，我心想：如果有哪個強國代表了這世界另一種未來的願景，那肯定就是中國了。當時，在經歷了毛澤東領導所造成的災難和一九八九年對於抗議遊行活動的暴力鎮壓之後，中國領導人選擇走上的進步之路似乎表示中國會接受更加開明的思想。
然而，正如許多被人們寄予盲目希望的事物一樣，現實的狀況往往不盡如人意，對父親而言，中國也是如此。我在二〇一六年末離開中國時，就已經清楚明白了這一點：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正亟力成為一個超越美國的帝國，並且將自己視為大清帝國統治權與領土的繼承者。
在這個其他帝國強權（如大英帝國、鄂圖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皆已灰飛煙滅，且帝國統治下的道德敗壞行徑都會被歷史記載下來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仍走上了這條路。而且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還在其所言所行以及關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演說中，將帝國夢與他的領導能力畫上等號。(宇欽/輯)
《我逃離的帝國：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橫亙兩代人的覺醒之路》
作者：黃安偉
出版社：遠足文化
其他書訊：
《兩岸和平統一不可能實現：美國、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政策錯位》
作者：戴東清
出版社：致出版
兩岸「「和平統一」」是中國大陸自1979年來以的對台政策方針，不料45年過去了，兩岸距離「和平統一」反而更行更遠。中國大陸《反分裂國家法》明定「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是採取非和平手段處理台灣問題的條件之一，兩岸「和平統一」遲遲未能實現，不就意味著兩岸將面臨武力衝突？
美國不樂見「和平統一」、中國大陸「和平統一」作為乏力、台灣無意兩岸「和平統一」的政策錯位，使得兩岸關係正朝向最壞劇本的方向發展，若不能及時轉向，兩岸兵戎相見將指日可待。
《隱性歧視：用人權實踐平等，消弭藏在生活、文化之下的性別歧視》
作者：法律白話文運動
出版社：麥田
在男女平權意識普及的現代，針對性別的歧視還存在嗎？是的！歧視依舊無所不在，以社會文化、風氣為名，隱藏在生活中的各處，這正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設立的宗旨。然而，隱藏在生活中的這些歧視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為何會不容易察覺？我們又能怎麼做出改變？
本書以我國現存的社會現象切入，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條文，從而檢視我國在性別歧視上存在已久的問題，並導入他國案例，創造討論的空間，讓男女平權的願景，逐漸走在落實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