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雅．烏琵在地球上最孤立的國家長大。那裡，共產主義理想正式取代了宗教。阿爾巴尼亞是歐洲最後的史達林主義根據地，幾乎無法造訪，幾乎無法離開。那是個排隊和匱乏之地，充滿了政治處決和祕密警察。但對烏琵來說，那裡就是家。那裡人人平等，鄰居互相幫忙，孩子未來都應該立志建立更美好的世界。那裡有團結與希望。
烏琵的出色文筆，讓她譜出一則生動熱鬧又成熟的故事，用思想深刻、新穎又有活力的眼光直視社會動盪，關照個人與政治的關係，思索有關自由的深刻問題：自由是什麼？為誰而存在？需要什麼條件？我們當中誰真正自由？烏琵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機智，闡明了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以及被歷史洪流阻擋的人們的希望與恐懼。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由的意義，直到我抱了史達林。他比我想像得高多了。諾拉老師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者老愛強調史達林個子小。明明他不比路易十四矮，可是他們從來不提路易十四的身高，這不是很怪嗎？
總之，諾拉老師一臉嚴肅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老是犯這個錯，注重外表勝過真正重要的事物。史達林是巨人，而且他做了什麼比他個子高矮重要多了。
史達林眼睛會笑
諾拉老師接著解釋，史達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眼睛會笑。真的嗎？他眼睛會笑？那是因為他嘴唇被臉上兩撇和善的八字鬍遮住了，所以你如果只注意嘴唇，就永遠看不出他是真的在笑還是怎樣。可是你只要一瞥他充滿智慧、洞悉一切的棕色眼眸，馬上就能分辨，對，史達林在笑。
有些人不敢和你對視，心裡顯然有事想隱藏。史達林永遠直直看著你。只要他想，或是你表現良好，他眼睛就會笑。他總是穿著樸素外套和棕色鞋子，而且喜歡將右手放在外套左胸底下，彷彿摁著心窩，左手則常插在口袋裡。
「口袋裡？」我們忍不住問：「走路手插口袋不是很沒禮貌嗎？大人老是叫我們走路手不能放口袋裡。」
「那是沒錯，」諾拉說：「但蘇聯很冷，而且——」她補充道：「拿破崙也是一直把手插在口袋裡，就沒有人說他不禮貌。」
「不是口袋，」我怯怯地說：「是馬夾裡，那在當時是有教養的表現。」
史達林更加偉大
諾拉老師沒有理我，直接想跳到下一個問題。
「而且他很矮，」我打斷她說。
「妳怎麼知道？」
「我奶奶跟我說的。」
「她跟妳說了什麼？」
「她跟我說拿破崙很矮，可是當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還是黑格爾，我忘記了，他在見到拿破崙之後，卻說他看見世界精神坐在馬背上。」
「是韓格爾，」諾拉老師糾正我說：「他說得沒錯。拿破崙改變了歐洲，將啟蒙運動的政治體制傳播出去。他是偉人，但史達林比他更偉大。
史達林喜歡小孩
要是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見到史達林，當然不是看見他坐在馬背上，或許是站在坦克上吧，他一定也會說自己看見了世界精神。史達林啟發的人更多，不只歐洲，還有非洲和亞洲數百萬的弟兄姊妹。」
「史達林喜歡小孩嗎？」我們問。
「當然喜歡。」
「比列寧還喜歡嗎？」
「和列寧差不多。但史達林的仇敵老是隱瞞這一點，把他形容得比列寧更壞。因為對他們來說，史達林更強大，而且危險幾百倍。列寧只是改變了俄國，史達林卻改變了全世界。所以明明他和列寧一樣喜歡小孩，卻沒有人好好報導這件事。」
「史達林有和恩維爾叔叔一樣喜歡小孩嗎？」
諾拉老師遲疑不答。
「還是他比恩維爾叔叔更喜歡小孩？」
「答案你們都曉得，」她對我們溫暖一笑。
自由！民主！
史達林可能真的喜歡小孩，小孩可能也喜歡史達林。但我敢說，百分之百肯定，就在那個濕淋淋的十二月午後，當我連跑帶跳從港口來到文化宮旁的小花園，我對史達林的愛也到達了最頂點。
我汗流浹背，全身顫抖，心臟猛力狂跳，感覺就快從嘴裡迸出來了。我拚命跑了快兩公里才看見那座小公園。但當史達林出現在遠方，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他穿著樸素外套和古銅色鞋子站在那裡，右手放在外套底下，彷彿摁著心窩，表情就和往常一樣莊嚴。
我停下腳步，左右看了一圈，確定沒人跟著我，接著便走上前去抱住了他。我右臉貼著他的大腿，兩手吃力圍抱他的膝蓋，整個人埋進去像消失了一般。我努力克制呼吸，閉上眼睛開始數數。
一、二、三。當我數到卅七時，耳朵裡再也聽不到狗叫聲，示威群眾鞋子踩在水泥地上的巨響也成了遙遠的回音，只有他們的口號偶爾在我周圍迴盪：「自由！民主！自由！民主！」
沒有思考過自由
等我確定自己安全，便放開了史達林。我坐在地上，開始仔細打量他。他鞋子上最後幾滴雨水快要乾了，外套上的油漆也開始褪色。史達林就像諾拉老師形容的那樣，是個古銅色的巨人，手和腳都比我想像得還要巨大。我拉長脖子仰頭往上望，想確認他的上唇真的被八字鬍蓋住，而眼睛會笑。但我沒看到笑容，也沒看到眼睛、嘴唇，甚至八字鬍。史達林的頭被示威的流氓偷走了。
我摀住嘴，差點驚呼出來。史達林竟然被人砍頭了？這位留著和善八字鬍，早在我出生前就矗立在文化宮花園裡的古銅色巨人，韓格爾見到肯定會說他是站在坦克上的世界精神的偉人，怎麼會沒有頭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為何要高喊：「自由！民主！自由！民主！」那是什麼意思？
我從來沒思考過自由，因為沒有必要。我們很自由，甚至自由到我常覺得它很累贅，甚至很危險，就像那天一樣。
我沒想到自己會捲進示威裡。我對示威幾乎沒有概念。幾小時前，我還淋著雨站在校門口準備回家，心想要左轉、右轉，還是直走。我有決定的自由。每條路都各有麻煩，我必須權衡因果，思考可能的影響，然後做決定，而且知道自己之後可能會後悔。
做了錯誤的決定
那天我顯然後悔了。我自由選擇走哪條路回家，結果做了錯誤的決定。學校規定班上每天要有四個人當值日生，放學後留下來打掃，但男生通常會找藉口開溜，最後只剩下女生。
那天輪到我和好朋友艾隆娜當值日生。平常我和她打掃完就會離開學校，路上遇到坐在街角人行道上賣葵花子的老婆婆，就會停下來問：「我們可以試吃嗎？妳賣的葵花子是有鹽還是無鹽？烤過還是沒烤過的？」
聽到這話，老婆婆就會打開她帶來的三只袋子，裡頭是有鹽烤過的、無鹽烤過的和無鹽沒烤過的葵花子，而我們會每個都試一點。只要手上有點錢，選擇就很多。
之後，我們就會啃著葵花子左轉朝艾隆娜家走，然後用她掛在母親項鍊上、收在制服裡的生鏽鑰匙開門，而且那門有一點難開。接下來我們就得選擇玩什麼遊戲。十二月很簡單，因為全國歌唱比賽每年都是那時開始，所以我們會自己編歌，假裝去上全國節目。
我負責寫歌詞、艾隆娜唱，有時我也會用大木匙敲鍋子當成打鼓伴奏。但最近艾隆娜對歌唱比賽沒興趣了，比較喜歡玩扮家家酒，因此常叫我放下廚房裡的鍋子，跟她一起待在父母親的房間，試別她媽媽的髮夾、穿她的舊婚紗、用她的化妝品，並且假裝替洋娃娃餵奶，直到中飯時間。
這時我就得決定，是要順著艾隆娜的心意繼續玩扮家家酒，還是說服她一起去煎蛋。如果沒有蛋，那是要吃麵包沾橄欖油，還是只吃麵包。不過，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選擇。
為了打掃而吵架
那天真正讓我左右為難的，是我和艾隆娜為了打掃教室吵了一架。她堅持我們兩個不只要掃地還要拖地，否則就別想拿到那個月的最佳清潔值日生獎。她媽媽很在意這個獎。我說我們都是奇數日掃地，偶數日掃地和拖地。
今天是奇數日，所以只要掃地就好，既能早點回家，又還是可以拿獎。她說可是老師不那樣想，而且還提醒我上回就是因為打掃馬虎，才害我爸爸媽媽被叫到學校來。我說才不是因為我打掃馬虎，而是週一糾察隊發現我指甲太長了。她說那才不重要，總之打掃教室就是既要掃地又要拖地，否則就算月底拿到獎，感覺也是作弊。
而且，她接著又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她都是這樣打掃家裡，因為她媽媽就是這樣做。我告訴艾隆娜，她不能每次都用她媽媽怎樣當理由，說完就氣沖沖離開了。
不喜歡的自由
我淋著雨站在校門口，心想艾隆娜是否有權期待所有人都對她好，就算她是錯的也一樣。我是不是應該假裝自己喜歡掃地和拖地，就像假裝自己喜歡玩扮家家酒那樣。
我從來沒有跟艾隆娜說，但我討厭扮家家酒，討厭去她媽媽的房間穿婚紗。我覺得穿死人的衣服或用對方幾個月前還在用的化妝品，把自己打扮成她，感覺很可怕。但扮家家酒是最近的事，而且艾隆娜一直期待妹妹出生，可以陪我弟弟玩。可是她母親過世了，剛生下的妹妹被送到孤兒院，只留下婚紗。
我不希望艾隆娜因為我不肯穿那件婚紗或討厭髮夾而難過。當然，我有跟她說我不喜歡扮家家酒的自由，就像我有讓她自己一個人在教室拖地的自由一樣，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但我決定最好還是跟艾隆娜說實話，即使那會傷了她，也不要只為了讓她開心而說謊。
站成一排的小孩
如果不是左轉去艾隆娜家，我就會右轉。那樣走距離最短，從兩條小巷接到大馬路，正對一家餅乾工房。但這裡又會有一個兩難，因為每天貨車快來的時候，總會有一大群放了學的小孩聚在這裡。如果我選擇右轉回家，就得加入「餅乾行動」。那是我們私下取的代號。
我和其他小孩會沿工房外牆站成一排，焦急等待貨車出現，一邊留意門的動靜，一邊豎耳傾聽馬路上的任何異樣，例如腳踏車、馬或馬車經過的聲響。等著等著，工房的門會忽然打開，兩名貨車工人有如扛著地球的亞特拉斯（Atlas）扛著餅乾箱子走出來。
這時會有一場小騷動，所有小孩一湧而上，大聲高喊：「貪心鬼呀貪心鬼，餅乾，餅乾，貪心鬼！」原本整整齊齊站成一排的小孩會自動分成兩隊，一群急先鋒伸手亂抓，努力攫住工人的膝蓋，另一群後衛衝到工房大門擋住去路。
兩名工人拚命扭動下半身，免得被我們纏住，上半身則是肌肉緊繃，死抓住餅乾箱。但總會有一包餅乾掉出來，小孩就會開始你爭我搶。這時工房經理就會出來，手裡抱著一大堆餅乾，讓所有小孩開心滿意，解散離開。
自由選擇回家的路
我有右轉或繼續往前走的自由。如果我選擇右轉，就會遇到上面那些事。期待一個十一歲小孩繼續往前，不去討餅乾，也不去理會從工房開著的窗戶裡飄出來的餅乾香，不僅太過天真，而且也不合理，甚至不公平。
期待她直接從其他小孩面前走過，絲毫不管他們質疑的目光，彷彿一點也不在意貨車就快來了，也同樣不合理。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那個不幸下午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爸媽媽就是要我那樣做。這就是為什麼選擇走哪一條路回家會和自由扯上關係。
從某方面來說，我爸爸媽媽會那樣交代，是我自己不對。我不該像是拿到戰利品似的捧著餅乾回家。但那位新來的工房經理也有錯。她才上任不久，還搞不清楚狀況，誤以為小孩出現只是偶發事件，因此不像之前幾任經理只給每個小孩一塊餅乾，而是每人給一整包。
我們察覺到情況有變，也意識到這對接下來幾天的「餅乾行動」可能會有什麼影響，因此沒有立刻把餅乾吃掉，而是趕緊將整包餅乾收進書包裡，趕緊離開。
互相的社會主義
我承認，我沒想到拿出餅乾、跟爸爸媽媽說餅乾是怎麼來的，他們會這麼大驚小怪，更沒想到自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是：「妳有沒有被別人看到？」我當然有被別人看到，而且不只是發餅乾的經理。沒有，我記不清楚她的長相。對，她大概四、五十歲。個子不高不矮，可能是中等身材。
頭髮是黑色的，波浪捲，笑容很燦爛、很誠懇。這時，我爸爸忽然臉色發白，雙手抱頭從扶手椅上站了起來。媽媽則是轉身離開客廳，同時示意爸爸跟她一起去廚房。奶奶默默摸著我的頭，正坐在角落吃我給他的餅乾的弟弟察覺氣氛不對，停下嘴巴開始大哭。
他們要我答應以後再也不會在工房那裡逗留，或在外牆邊等候，而且要我開口，說我知道讓工人好好做事很重要，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店裡很快就沒餅乾可賣了。互相，爸爸向我強調，社會主義就是建立在互相上。(宇欽/輯)
《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
作者：蕾雅．烏琵
出版社：時報出版
其他書訊：
《銀翼狂潮：美國如何在中途島贏得太平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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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燎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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