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教授明確指出，在現有文獻中，習慣以「唯生產力」史觀試評估文明變遷，其他指標都不重要。一種創舉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產力、沒有提升每年人均產值，即便能改進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無用之舉。
在「唯生產力」史觀下，出現了許多著名悖論，偏激如認為「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因為工業革命帶領人類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再者如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分析，農耕人雖然勞動時間增多，但幾千年來都沒能走出溫飽挑戰，斷言：「農業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錯誤。」以上看似當頭棒喝的洞見，都沒有看見「風險應對力」的重要性。
都是風險惹的禍——為什麼古人崇尚暴力？
一、暴力起因：清朝、漢朝與羅馬帝國的故事
要想回答「為什麼古人選擇野蠻暴力」，我們必須先了解暴力的邏輯，也就是驅動人類行暴行兇、發動戰爭的獎勵邏輯。暴力有成本和收益，文明也有成本和收益，到底選擇野蠻還是文明，取決於誰的淨收益更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認為 ，人類暴力或違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當暴力的收益大於暴力成本時，他會選擇暴力。
反之，會選擇文明守法。犯罪的邏輯也如此。一九三八年，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說 ，「違法者與守法公民的生活目標並無不同。他們只是選擇不同的手段實現這些目標：非法或合法」。
以今非古
現代人跟古代人相比，誰更好或誰更壞應該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正如《三字經》講的「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在制度環境、倫理文化、社會關係、經濟手段發生變化後，現代人的生存選擇和古代人完全不同：現代人行暴違法的代價太大，做文明人更符合利益；而古代人在很多時候，如果選擇合法守規就無法活下去，甚至即使行暴也不一定能活下去。也
就是說，是影響生存的事件，加上所處的經濟、社會與制度環境，決定了暴力野蠻的程度。而對於任何社會，在正常時期，暴力的收益與成本應該基本相當，只有在非常狀態下這種平衡才會被打破，出現暴力收益大於暴力成本的局面，這種「非常狀態」就是風險事件發生後的狀態，或偏離常態的局面。
三個歷史案例
三個歷史案例或許能展示這個邏輯。在晚清一八七六年，傳教士李提摩太前往山東賑災。 其住地青州府附近的災情令人觸目驚心：婦女抱著孩子，坐在街上祈求救助；有的母親在孩子身上插一根麥穗，代表可以出賣；還有的母親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只能請求李提摩太的房東幫她從樹上捋一把葉子充饑。除此以外，傳教士束手無策，只能看著饑民坐以待斃。
是年六月三十日，兩位不速之客來到李提摩太府上，一位來自壽光，一位來自益都。這兩位熟知儒家禮節的秀才，上門的目的卻一點也不符合儒家教誨。他們告訴傳教士：由於政府賑災不力，當地已是餓殍滿地，有一大群人已經做好準備，也找好根據地，想請傳教士作首領，帶大家發起暴動以求生路。
反抗太平軍
兩位客人的目的沒有達到。傳教士告訴他們：這樣做不能「建設性」地解決問題，只會帶來更多流血和苦難。李提摩太的拒絕沒有為自己招來厄運，同在青州附近的另一位民間領袖就沒有這麼幸運。居於鹿皋的丘氏，當年曾帶領附近幾十個村莊的居民起來反抗太平軍。
現在，由於他拒絕帶領瀕臨餓死的村民們暴動，村民攻入他家。丘氏自己逃進了青州府，六個親戚卻死於非命。婦女占據了富裕人家，燒火取食，男子組成隊伍，逐村劫掠。後來，官府用最嚴酷的刑罰處決「暴民」，讓行暴成本高於收益，才勉強讓社會恢復秩序。
為了進一步分析暴力跟風險事件之間的聯繫，我們再對比兩個詳盡案例：漢朝中國與羅馬帝國。兩大疆域無比廣闊的帝國，為何會在相近的時間段跌入低谷呢？通過對比分析統治者和平民面臨的暴力威脅、衝突頻率、生活水準等指標，我們會發現，氣候波動等風險事件起了關鍵的作用。
氣候波動使生存條件偏離常態，一方面導致戰爭和暴亂頻發，消耗兩大帝國的財力；另一方面，造成食物產出下滑，引發連綿不絕的暴力，在抬高社會各階層死亡率的同時，也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二、有人類以來的最大錯誤？——風險催生的定居農耕
在探討文化與社會組織創新之前，這一章重點回應戴蒙的挑戰：「農業的發明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 我們將具體從風險應對力視角探討一些技術創新的價值，尤其是那些不一定改進生產力，但能強化人類福利、促進文明化的技術創新。這些小到烹飪技術，中到農作物的多樣化，大到農業的發明和發展，都與風險挑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正是這些改革在實質上減少人類的生存風險，淡化暴力傾向。
農業來自氣候風險
既然發明農業後的「惡果」這麼多，人類為什麼還堅持認為這是好事呢？尤其是，如果定居農耕那麼糟糕，就不應該看到世界七個不同地區大費周章地進行一項導致自己生活水準「下降」的變革。這要麼說明人類非理性，要麼表明我們僅以生產力評判人類進步的理論有缺陷。
已有的幾種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 在十九世紀，達爾文認為，由於農業產出比狩獵採集更豐盛，所以那些地區選擇了定居農耕。然而，前面介紹的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證據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正好相反：農業早期的人均產出更低，以致身高下降。
第二種假說則將農業的誕生與氣候平均變暖聯繫在一起，認為農業都是出現在最後一個冰河期之後，世界範圍內的平均氣溫升高，更適宜農業生產。 但事實上，在最後一個冰河期，地球各地不缺常年氣溫高的地方，而且是千年不變，至少也是數百年不變，可沒有看到那些地區的原始人早早發明定居農耕。
農牧的來源
還有解釋說，是因為氣候變得更加乾燥，不利於遊牧狩獵了。 馬特蘭加談道 ，這些基於變乾、變熱、變冷等針對「平均氣溫」或「平均濕度」的解釋都站不住腳，因為在農業之前的千萬年裡，地球上熱、冷、乾、濕的地方都有過，但沒逼出農業。
考古證據表明，在農業誕生前後，安第斯山脈氣候乾冷，中國東部濕潤溫暖，北美東部潮濕陰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則乾燥炎熱。乾冷、濕熱、濕冷、乾熱四種氣候類型都沒有妨礙那些地方從遊牧轉向農業。可想而知，背後一定存在更深刻的原因。
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由於偶然因素，農業先起源於一地，然後再擴散到其他地域呢？現有的證據顯示：中東、中國東部等七個地區的農業是相互獨立起源的 ，「一地起源，逐漸擴散」的理論與考古證據不符。既然如此，合理推斷引致以下結論：在這數千年間，某個因素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變化，導致「狩獵採集」不再是達到喬辛建立的狩獵採集者決策模型中理想生存目標的有效方式。
三、民安財足然後樂——禮制與家秩序
不過，雖然二十世紀初，社會按儒家的願景成功重構了，但是否帶來「財用足」、「庶民安」及「然後樂」呢？緒論中談到，西漢時期，中國人均GDP為四百五十美元，到了一九五〇年為四百三十九美元。 也就是說，按照「唯生產力」的標準判斷，儒家兩千年的努力不僅沒帶來「財用足」，勞動生產力還略有下降，「徒勞」兩千多年沒有進步！
——當然，本書討論至此，我們已經知道「唯生產力」論的片面性。如果要全面評價儒家創舉的貢獻，我們就必須從「風險應對力」這個層面，看看儒家禮制和宗族建設是否帶來「庶民安」以及廣泛的幸福快樂，這就是本章重點探討的主題。儒家主導中國社會這麼長久，本身就說明這套體系必然有它的積極價值，只是從前學界在評估儒家文明時，要麼只從定性的文化角度，尤其是從儒家價值座標來評估，要麼就受到「唯生產力」論的約束。
以往，對儒家禮制的關注多是宣傳教育抑或批評，少有經濟上的邏輯分析，更缺乏實證檢驗。經久不衰的文化體系不會只是為文化而文化，必然會因為所在的社會帶來價值而被廣泛接受、流傳下來。二十世紀初，康有為的學生陳煥章試圖對儒家做經濟學解釋，算是一個例外。陳煥章一九〇四年中進士後，次年留學美國，分別就讀於庫克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後著有英文著作《孔門理財學》 ，向西方社會介紹儒家禮制。
但是，由於陳煥章在一九一一年出書時經濟學本身的發展還有限，也沒有計量實證方法，加上他的立意在於推廣儒家，因此難免留下許多有待回答的問題：儒家禮制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其倫理規制到底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實際成本與收益又如何？對提升人的風險應對力有何影響？
家秩序的經濟邏輯
有了姓氏、輩分、五服、族譜、祠堂、祭祖、族產、義莊等基本要件，宗族就有了明確的邊界和凝聚族人的財產基礎：名列族譜，或配享祠堂，你就是這個族的人。每次宗族聚會、重修族譜，又或每一場典禮、祭祀祖宗，相當於重新溫習宗族的邊界，確認族人身分。
在這個基礎上，透過共同居住或頻繁相聚等方式，族人可以充分了解彼此，降低成員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讓他們更清楚誰「靠得住」、誰「靠不住」、哪家喜歡「搭便車」，或者在發現誰好賭、懶惰時，提前給予警告、處罰，成員之間能夠建立遠比陌生人更牢固的信任關係。因而，在族人間跨期分攤風險、共用資源的過程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遠比與外人交易時小 ，基於關係緊連的團體實現跨期承諾，令人更加放心。
四、貿易帶來和平——商業市場與文明化
大運河及其備災價值
在中國歷史上，跨地區商貿真的推動了文明化進程嗎？我們可以通過運河的經歷驗證這個命題，即當既有的跨地區商貿發生中斷時，習慣依賴該網絡應對風險的社會在之後會經歷什麼變化？
運河廢棄帶來的後果可以幫助回答這個問題。十八世紀後期，黃河連年決口氾濫，衝擊相連的運河段，並帶入大量泥沙，日積月累之下，運河河床漸漸抬高，甚至把河水倒灌回黃河。至道光初期，因年久失修，運道明顯太淺，一些河段甚至接近「死河」。
一八二四年冬更是雪上加霜，中國第四大淡水湖洪澤湖大堤決口，湖水漫溢，使運河水量大降、水位過低，漕運與商貨持續受阻停頓，威脅皇城的生命線。次年，為解決漕運挑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呈奏《籌漕運變通全域疏》，指出解決漕運危機的唯一辦法是「暫雇海運，以分滯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並建議雇用民間商船運送漕糧，也准許船商攜帶私貨，意思是漕糧運輸應該國營民營皆可行，同時通過允許私貨，給船商更多激勵。這一建議得到安徽巡撫陶澍的支持，陶澍在《籌議海運摺子》中說，英和之議是「誠識時之要著，目前籌運之策，無逾於此。」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作者：陳志武
出版社：八旗文化
其他書訊：
《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
作者： 麥可．西爾吉克
出版社：左岸文化
是誰創造了新的合作模式？是誰開始追求「大」儀器？答案是，厄尼斯特・勞倫斯（Ernest Lawrence）。
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也是迴旋加速器的最初奠基者。他顛覆了科學家的傳統形象，發展出經營管理者的領導才能，還不拘領域，廣納技術人員。他在經濟大蕭條時代贏得資源，更讓「大科學」在二次世界大戰（加入曼哈頓計劃），以及戰後隨之而來的韓戰和冷戰裡，成為科學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新典範。
在「大科學」新典範下，政府（特別是軍事單位）成為經費最大來源，工商業也逐漸影響學術界。科學家如何反省自身角色的改變？科學還是單純追求自然界真相嗎？還是科學界也需要從商業競爭當中，謀取自身利益？
《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
作者： 金光耀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
顧維鈞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家，經歷了民國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國外交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在上個世紀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刻，顧維鈞在列強環伺中折衝樽俎，以外交手段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抒寫「弱國外交」的傳奇，給世界外交史留下了不應忘卻的遺產。
本書利用《顧維鈞回憶錄》、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檔案」、作者的訪談和親自搜集的信件等大量一手史料，描繪了顧維鈞豐富多彩的外交生涯和情感生活。
《圖解長照介護，照顧現場知識指南》
作者： 照護及醫療研究會
出版社：和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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