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多莉/媒體工作者)
再次想為自己記下上海疫情時，已是上海全城進入封控階段，感染人數至4月3日累計逾6萬例。各省馳援上海做核酸檢測及醫療收治，同時各種負面消息不斷。我在各種情況變得更糟之前，順利按原定計劃離開上海。這篇記錄了自己先前在社區被封7天的經驗，現在看來已經是「落後」的內容，但也是對自己經歷疫情的思考紀錄。
不敢保證走得了
一直到自己坐上車前，都不敢百分之百確定自己真的走得了；當然，這個確定性隨著進入虹橋火車站，看到其他要搭車的人，看到仍在營業並提供外帶早餐的加拿大咖啡連鎖店Tim Hortons，以及把朋友幫我網上購票的二維碼換成紙質票後（為了報帳所需，但也是莫名的安全感），不斷再增加。
一直到自己出了北京南站，沒有任何檢查和盤問，搭計程車到了宿舍，行程堪稱順利。我主動聯繫了居委會，說明自己從上海來京，於是對方前來在門上安裝門磁，要我居家隔離14天，兩天後有人上門來做核酸檢測。後來想想，就算不主動報備，購票都是實名制，晚點應該也能查到並聯繫。
北京人排斥上海人
這趟出差從農曆年後開始，本來就決定4月初要前往北京。隨著上海的疫情不斷升溫，我開始擔心會走不了，或者說，北京不讓上海來的人進入。
2020年8月，那次是COVID-19疫情發生後我首次駐點，距離前一次已有10個月。當時非常想到上海，想看看疫情後的上海是什麼樣子，而且也覺得作為駐點記者，一整年都不來不對勁；後來明白，表面上看不出什麼的，但是跟在地人多聊還是能察覺更多，譬如年輕人找工作更難等等。沒想到到了2022年，我卻「有幸」經歷了上海的疫情。
3月18日到25日，陸陸續續被封在小區（相當於台灣的居民社區）將近8天。一開始只有被告知18、19日要做兩輪的核酸檢測，必須待在社區。當時的心情就是做好預備，還一直想著出來後一定要去吃某家店的冰淇淋獎勵自己，好像關兩天是多大的委屈一樣。
不斷要做核酸檢測
第三天是等待，有一種落空感。第四天一早看到新建立的社區微信群組發出公告，說是21、22日繼續再做兩輪的核酸檢測，這是上級單位凌晨兩點決定的。
這種情況，在台灣大概會暴動吧？至少網友、名嘴早就吵翻了，學者也會跳出來，問政府憑哪一條法令可以這樣限制人身自由？「政府無能」「濫權」之聲將不絕於耳，還有更難聽的。大概從這個時候起，我很確定全世界只要是需要選舉才能上台的政府，都不可能像中國這樣做。
而在此岸，就是在這種「說封就封、說延就延」以及小市民的無奈中，耳邊響起了最高領導人說的「中國人的民主是全過程民主」。就好比，後來上海實施大封控，各種亂象與疲態開始出現，我又很自然地想起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我們奮鬥的目標」。不只最高領導人說，許多官員都煞有介事地一再背誦、闡釋。
不應輕易做普篩
於我，對普篩的態度出現了變化。去年5月台灣疫情開始嚴重時，我也是那個質問為什麼不做普篩的人，現在則覺得，真的不要輕易做普篩。一旦開始普篩，就必須讓大家停止流動，而且篩兩次不夠，還要再篩兩次（相關單位並沒有詳細解釋這種決定的依據）。
大概從第四天開始，因為是不預期的延長封閉，社區開始透過群組發送訂購菜品的消息，附近的市場也有攤商到小區門口賣肉、賣牛奶、賣特定水果。我透過微信聯絡附近菜場的一個老闆，溝通想要的蔬菜，她騎著電動車為我送來；雖然感覺比平常貴了，但覺得老闆多賺是應該的。在那段期間，我沒有遇到買菜困難的情況，一個人吃住也簡單。到最後，離開上海前，還得想辦法把政府送的菜轉送給別人。
思考最多的是工作
比起那些薪水受疫情影響而減少的人，我已經很幸運，但是封閉讓人焦慮的也是工作。一個記者在網路時代要證明「人在現場是有意義的」已經夠難的了，一直封著不出門的話，這趟來為的又是什麼？但就算出得了門，往往也約不了人。疫情嚴峻，見面與否要顧慮對方感受。
當然，工作還是可以進行，因為可以改寫或收集網路上的各種報導，甚至還透過網路做了一些採訪。反過來說，出門也不一定會有可迅速反映在報導上的成果（這正是壓力源之一）。但是，長遠來看，不能出門對報導工作絕對是負面的，因為無法去累積更多的人脈、無法透過見面得到有意義的談話。
勉強做採訪
第五天的晚上，我在滑手機時看到一個外媒助理的動態，她說自己已經被封了七天。其實跟她不熟，但是我立刻發訊息過去，內容是感慨記者工作不能一直關著。她說，同事比她晚被封控，不得已跑到她住的小區，隔著鐵門對她做了一段採訪，「勉強做了一條短片」。遇到一定要有畫面、有聲音的電視廣播媒體，只能說他們更難啊！
紹興路上的居民社區被拉上了「封條」，但其實封封解解，可以進出。(作者提供)
那段時間，思考最多的是有關記者的兩大資訊空間：「網路（包含各家媒體）」以及「（廣義的）現場」。太多重要的事不會剛好就在眼前發生，所以依賴網路訊息和各家媒體報導很重要，但是「現場」究竟還有沒有意義呢？除了所見所聞，那些觸覺、色彩、氛圍，會影響報導嗎？
現場也是需要判讀的，不是人站在那邊就好，畢竟同一個現場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解讀，就像一樣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街頭，台灣人和大陸人的感受可能截然不同。
外出是一種需要
剛好聽了一集梁文道的節目「八分」，內容是和前新華社駐外記者周軼君對談，從周軼君2014年到烏克蘭採訪的經驗說起。裡頭說的是，到了現場，還是有可能被欺騙，還是會有很多理所當然的推論但其實不是真相。
那去現場幹嘛？說實話，我現在就是把它當作一個記者的責任同時也是福利。不得不承認的是，對現今的記者來說，多數需要處理的新聞，是否在現場都沒關係，能不能問到人、有沒有更多背景知識這些更重要。
但人活著就不可能長時間關在室內，哪怕有網路通向世界。「外出」可能是一種根本的需要，對記者的職業生涯來說，這個需要的頻率和程度都會再加大。
後來告訴自己：被封就是我的現場。這樣真實的經歷讓我對上海的防疫政策會有更深的體會，哪怕是各式各樣網友的心聲，我都會更為敏感。理論上，我還是可以寫得比台北同事更有感。
這個時候，開始佩服兩年前作家方方為武漢寫就的「方方日記」。不少討厭她的網友批評，這個日記很多內容是「聽來的」，彷彿聽來的就沒有價值；聽來的或許會有一些失真，有時是多了什麼，有時是少了什麼，甚至也有錯誤的風險，但能被聽者所用、融入自身的感悟，其實也是有意義的創作。「方方日記」在整個COVID-19疫情中，會有它的地位。
還要再做核酸的沮喪
第六天又是等待檢測結果的日子。和入境隔離不同的是，這幾天是可以在社區內走動的。我決定走路走得更多一點，生活積極一點。
第七天凌晨兩點發來通知，再做一次核酸檢測。至此，心情基本上是時而認命時而憂鬱。不敢相信當初還想著要去吃冰淇淋，結果就這樣連續關了七天。當天下午，社區管理人員暗示，「明天有很大機率會解封」，一時間，居民群組裡歡天喜地，很多人說颳風下雨也要出門，群組裡大多應該是中年人，但大家歡樂得好像孩童。這個歡樂的氣氛，隨著遲遲沒有公布解封而沈寂了。直到第八天，也就是25日下午4時多，才宣布解封。
3月25日，解封的那天晚上雖然下著雨，我還是出門了，來到安福路上，仍有少數餐廳營業並熱鬧著。(作者提供)
忽然而至的大封控
有些社區解封兩天後，又因為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而再度封閉。這個解封讓人覺得有點飄飄忽忽的。上海官方也從未公布即時數據，說明每一天有多少人口處於封控下。
原本就計劃3月底、4月初要去北京，很擔心社區裡如果出現密接者或確診者，是不是又要封了？另一方面，心裡又希望還是可以多見一些人或多做一點採訪。很幸運在26日約了法律學者Z，然後在友人J的協助下，由她在手機上為我訂購31日到北京最快的一班高鐵。（不知從何時起，手機訂票就一直沒法通過認證，我也沒特別去處理。）
Z不接受採訪，我說沒有問題。我們暢聊了一個下午，聊防疫、聊動態清零、聊俄烏戰爭與中國、聊中共20大的看點。我的觀點很窄，他的看法豐富了我的視野，且不說對或不對，學學人家是怎麼論證一件事對我也是很有收穫的。
上海分二邊再核酸
27日晚間，官方宣布28日起展開新一輪全民核酸檢測，以黃浦江為界，把上海分成了「鴛鴦鍋」，左右兩大區分別在3月28日和4月1日展開封控，這回是嚴格執行，封控區「足不出戶」、連地鐵公共交通都停了。大家都知道這基本就是慣稱的「封城」了。
考慮再三，又聽了朋友建議，決定把離滬時間再往前挪一天，30日就走。是的，哪怕提前一天都好，政策每天都在變，距離大封控只有一天實在令人害怕會應變不及，J很快就為我改好票。
前一波斷斷續續封小區時，雖然煩躁，但還會有各式段子自我調侃，說自己「溫度正常，核酸正常，精神不正常」，或是：「上海這次哪個區精準防控做得最好？我感覺是評論區」。甚至還有「我要買咖啡啊」這種熱門網路話題，說的是上海人在社區被封前去超市採買，還不忘要買咖啡，被封也不要犧牲生活品質，十足的「上海腔調」。
封7天了，搶購食材
這些都沒有了。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大家搶購食材，菜價一整個飆升。一邊又有新聞報導，即使是上海郊區的菜農也抱怨蔬菜送不出去，因為原本對接的攤商被封了。一個朋友在微信動態發市場人潮擁擠的照片，寫道：「四天而已，信心在哪？」彷彿是預言。第一批被封的浦東浦南地區，在官方表定結束封控的4月1日後，至今（4月3日）當地還沒有人能走出小區大門，已經足足7天。
為了離開上海，我在28日去做核酸檢測。來回路途的兩名計程車司機，都不約而同為浦東民眾抱不平，覺得從政策宣布到浦東被封只有4小時，4小時要他們做好未來四天的生活安排，實在太過分。
28日晚上，J和我突然收到簡訊，說所訂的車票列車班次取消。該不會都沒車了？J很快幫我查出只是減班，但選擇不多了，而且都不是快車，為了不重新做核酸檢測（必須符合48小時有效期的規定），我改成30日一大早出發。
上海的這個春天太莫名，九成都是輕症的COVID-19疫情擾亂大家的生活步驟。(作者提供)
清零與「除四害」
我必須要處理掉冰箱裡的菜、整一整行李、還叫了快遞，並且要在出發前交出一篇特稿。在這些瑣碎中，竟然很神奇的，和D約了29日下午見面。本來只是在微信裡跟他打聲招呼，他說希望能見面聊聊。
D略長我幾歲，這次跟他見面，感覺到他對時局更多失望，以前都沒發現他對自由的渴望有那麼大。去年為了微信帳號被封的事，他竟然跑了一趟深圳，去騰訊總部「討個說法」，當然什麼也沒得到。他說，兩千年了，「皇帝還是皇帝，奴隸還是奴隸」。
也是從他這，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將這次的動態清零拿來和1950年代後期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相比，意思是：什麼都想「消滅」，但行動卻十分愚蠢可笑，畢竟他認為官方把病毒的危害誇大了。之後就接二連三在網上看到這樣的明喻暗喻。
這次抗疫中，官方提出要「統一思想」，他也很受不了，覺得彷彿回到文革年代的口號。說到這次疫情中檯面上的一些官方認可的專家，D提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代的「畝產萬斤」浮誇運動，這違背常識的說法還是由知名的科學家錢學森提出的。「我們現在回頭看，覺得很不可思議、很荒謬的事情，我們現在就在經歷。」
科學為政治服務
我的上海朋友中，比較理性的、自由派傾向的，最認可的醫療專家果然還是張文宏。張文宏在兩年多的疫情中，已經成為一種或多種的指標。
有意思的是，隔幾天，我竟然從另一個微信朋友郭朝暉的公眾號文章中再次看到「畝產萬斤」這個詞。作者一樣是在談動態清零的問題，溫和表達出不認同接受央視節目採訪的專家梁萬年有關病毒變異和結束動態清零時機的某些觀點。
作者說：「涉及到全國人民的重大問題，專家發言應該慎重。有些歷史教訓應該吸取。1958年，有專家論證『畝產萬斤』在科學上是可能的。這一論證，某種程度上誤導了國家決策，助長了人為災害。2014年，原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開放二胎，每年會多出生3000~4000萬人。這一觀點，遲滯了獨生子女政策的調整。
在重大的歷史時刻，有話語權的專家，應該以科學為最高原則，而不是為了其他目的。否則，歷史會記住的。」
但是，是什麼導致科學家發言都必須瞻前顧後、甚至說出違心之論呢？中國是一個處處要「講政治」的國家，大家心裡都有數。
3月29日，和D相聚，我們坐在「1984」書店咖啡館戶外區，此時另一半的上海已在嚴格封控中。(作者提供)
被政策追著跑
29日晚上，我所住的閔行區發出公告，區內所有公車停駛。明明4月1日才封控，其實有些措施已經局部提前了。
30日，終於上了約7點半的火車。8點多，閔行區公告，開始實施「街面管控」，沒有48小時核酸證明的會被帶去做檢測，有證明的也會被「勸返」，意思很明顯：不希望路上有人走動。我一直不希望自己離開上海是「倉皇而逃」，但自己的忙碌以及政策變化不停追趕在後，真讓人覺得有一些些驚心動魄。
前一晚J提醒我預約計程車。本來都約好了，我發現自己還沒換成北京工作用的電話卡，擔心這會影響到滴滴打車的App，又取消了。取消後因為太晚了，一直沒再預約到一大早的計程車。總之，因為不熟悉這些操作，慌亂了一陣子，隔著微信J一步步教學。
記者工作裡，沒大事的時候算安逸，需要移動時，背後有很多行政庶務上的工作不會在稿子中呈現出來，但卻是必須花時間花精力的。對有些人來說這一點都不難，但我自知不是那種很靈光活躍的類型，等到終於坐在虹橋火車站的候車大廳後，忍不住把這些感想發語音訊息告訴J。
J又回了我好幾段語音訊息。她說，會做這些事情只是因為做過好幾次，能做而並不享受去做，她特別高興能夠幫到我。
北京南站到了
我們兩個很多方面都很像，誰不喜愛生活裡就是喝咖啡讀閒書討論文學與人生呢？習慣單純環境的單身女子，又特別難去應付瑣碎的事物和周折的人情。原本上個月初我倆見面時，她很希望能為我去北京送行，但是疫情阻隔，沒想到她最後人雖然沒出現在我身邊，卻一路幫著我。
6個小時9分鐘的車程，北京南站到了。最令我吃驚的是，在這個幾乎人人都做過好幾次核酸檢測的國家，看似嚴格防疫，火車賣票並沒有梅花座（也許以全國疫情來看，現在還不需要），而且居然有賣吃的，大家在擁擠的車廂裡吃吃喝喝，怎麼成呢？又或者，我太用台灣的防疫經驗來比照此地了。
依然掛心上海疫情應對，大封控期間出現的種種問題，不斷在印證我和Z以及D的談話。心裡隱隱覺得，這次不管能不能清零，對中國的政治都會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