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研究團隊討論如何對台灣國考進行調查，突然想到國考每年超低的錄取率，代表大多數爭取進入政府者是沒有機會進入的，因此，我們社會上考不上的人口數比考上的人多得多，這個由國考所產生的社會現象，是否值得研究？
國考9成落榜
如果擴大推論一下，2020年高普考大約43000人報考，假設錄取率是10%，而每一個人都只考一次，那麼一年國考就會創造大約四萬位名落孫山的人，這樣，十年下來就會有約50萬人落榜生遍佈社會各階層與年齡層，半個世紀就會產生台灣10%的人口是落榜生。
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唐朝末年的黃巢之亂，黃巢年輕時曾多次參加科舉，卻屢試不第，名落孫山，因此寫下了一首《不第後賦菊詩》以抒發心中不平之氣：
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
滿城盡帶黃金甲。
不第者的心理分析
我認為，民主社會有兩個管道獲得權力，一個是選舉一個是科舉，雖然第三部門掌權之說盛行，但是實質的正式權力還是必須經過前述兩個管道進入權力小圈；有趣的是，參選者遠比應試者少，追求權力者，沒選上與沒考上的心情是否是有差異？
經過教育部標竿計畫的資助，我們想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一個注重科舉的社會進入民主後，因平等價值的高舉，考試通過與否不再能有效產製從平民轉化為統治階層的社會控制效果，那這考不上的心理最終轉化成甚麼樣面對公共事務的心態了呢？
我認為，在科舉社會中，這樣頗具規模的社會現實，是否是一般民眾厭惡科舉、敵視公務人員、或是專家高舉考試無用論，專注於考試沒有辦法篩選的品格與才能進行檢討背後的成因？雖沒有黃巢的那種剛烈的反應，起碼國考統治正當性會受到強烈的挑戰！
壓力如何出口？
凡考必留下社會痕跡，民主下酸葡萄也是民意，這是公共行政改革無法忽視的科舉制度的社會影響。附文中宋代會給屢試不中者某種官職，現代民主社會以公眾參與、選舉、或是社會運動來滿足大家作頭家的慾望，還真有著古今對照的雋永之意呢。
最後，台灣是一個擁有國考用人傳統的華人社會，當國考不再是單一路徑的科舉，不會讀聖賢書的平民作官不再是遙遠的科舉夢時，考不上的社會怨氣雖不致起兵作亂，但國考改革的社會壓力(包括政務人員的擴大與深化)必定有其出口，十分值得研究。
當「選舉」遇上「科舉」，「人人平等」對上「國考公平」時，誰會獲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