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的觀念、規範與體制，正出現運作失靈與不勝負荷的疲乏凋零跡象；新的思維、秩序與模式正處於激盪、探索與醞釀階段，尚未破繭而出。全球經濟與人類社會正面臨五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確定。第二、二戰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確定。第三、中美關係前景高度不確定。第四、中國在建構後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與擔當，也存在高度不確定。第五、對於人類社會如何駕馭科技革命的巨大潛力充滿不確定性。
全球化的裂解危在旦夕，國際秩序與人類命運將岌岌可危，唯有徹底理解美中關係與中國的發展道路，方能為全球趨勢的未來走向，理出清晰視野。
剛卸任不久的美國政治學會會長雷克（David Lake），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他在2017年政治學會年會的主旨演講，特別針對川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政策如何損傷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
他的重要結論之一是：美國要重振其國際領導地位，必須先從修補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內社會支持開始，其處方就是重建「鑲嵌式自由主義」。
修復鑲嵌自由主義
「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是由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祕書長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創，他用此概念來說明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關鍵配套設計。
這個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透過國內的社會體制安排，來有效駕馭資本主義必然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以及節制其破壞性與掠奪傾向，讓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得到合理保障，以維護社會永續發展，並以此為二戰後美國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奠定牢固的社會支持基礎，也就是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國內合法性基礎。
從二戰結束到1980年代初，柴契爾與雷根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之前，有將近四十年時間，西方政治菁英都牢牢記取二十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危機反覆出現的歷史教訓，並強烈感受到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對西方資本體制的威脅，必須設法維持社會內部階級關係的和諧，對此不敢掉以輕心。
保護弱勢的框架
當時所有西方已開發國家都採用高累進所得稅與資本利得稅，並透過社會福利措施與財政移轉支付來平衡市場經濟的初次分配結果。政府對勞動市場進行干預，訂定嚴格的勞動標準與受雇者權利，同時保障工會的集體談判與罷工權利。
國家設置各種市場監管機制，保護消費大眾，節制托拉斯與不公平交易，並對共用事業普遍採取國有國營政策。各國也記取了1920年代的歷史教訓，對於金融危機採取嚴密的預防措施，實施強制性存款保險，在證券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高築防火牆。
對於因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受損的產業，採取各種救濟措施來對失業勞工提供扶持與轉業輔導。有將近40年時間，資本主義的運行在西方國家受到層層節制，經濟自由主義被鑲嵌在保護弱勢群體的層層框架裡，所以稱為「鑲嵌式自由主義」。
以美元為本位
西方已開發國家實行的「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也有相匹配的國際經濟秩序安排。西方國家逐步建立了有助於國際經濟合作與貿易成長的多邊體制，《布列敦森林協定》揚棄了缺乏彈性的黃金本位貨幣秩序，改實行以美元為本位的固定匯率制度，以美元與黃金維持固定兌換率為定錨，各國貨幣則對美元長期維持固定匯率，同時實施資本管制與外匯管制，嚴格控制匯率波動，更不允許外匯的投機性交易。
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架構下，美國帶頭逐步推動多邊關稅減讓，實施有序的貿易自由化。當時GATT架構下的國際貿易規範，也允許各國保留足夠的防衛措施與調節工具，來緩衝自由貿易與跨境投資對各國的衝擊。有很長的時間，西方主要貿易大國有共識，必須將敏感產業（例如農業）排除在貿易自由化目標之外。
限制資本家移動自由
二戰後的國際經濟遊戲規則，也僅僅在貨物貿易的範疇內推行自由化目標。勞動的跨國移動是嚴格管制的，允許外國直接投資（FDI）從事實體經濟活動，但嚴格管制資本帳的兌換，限制外國投資機構或自然人參與本國資本市場，而且所有國家都實施某種程度的外匯管制，所以根本不允許熱錢在各國資本市場流竄。
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大幅限制與削弱資本家的移動自由，增強勞工階級與資本家的談判籌碼，企業主不得不與勞工階層及中產階級達成妥協，奠定二戰後西方社會福利國家體制的政治基礎。
小政府大市場思潮
但是過去三十多年，自從柴契爾與雷根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開始，小政府大市場的神話成為主流經濟思潮。各國政府在解除管制、減少干預，以及全盤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與快速國際接軌的名義下，把許多二戰後實行的保護與平衡措施都逐一拆解了，國有資本全面退場，把各種稅制的累進原則逐一取消，也把資本跨境移動的限制取消，讓資本獲得在全球追逐最大回報的最大自由。
無可避免的，勞工階層普遍失去與資本家談判的籌碼，政府的財政基礎普遍惡化，社會福利體制不斷被削弱，弱勢群體被迫裸露在無情市場力量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社會風險與金融波動。
最終導致跨國資本的支配力量凌駕於國家與社會之上，金融資本的投機需求凌駕於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壟斷地位的超級巨型跨國企業，更可繞過國家而直接制訂新的經濟遊戲規則，「鑲嵌自由主義」體制逐漸花果凋零，只有少數北歐國家還勉強維持其基本骨架。
初生之犢不畏虎
來自紐約市第十四選區的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的當選具有世代交替與新時代開端的雙重意義。歐加修—寇蒂茲不僅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女性國會議員，也是第一位代表紐約市皇后區（Queens）及布朗克斯區（Bronx）的拉丁裔國會議員。
她在民主黨初選初試啼聲並一鳴驚人，原因是她在2018年6月的民主黨黨內初選時，打敗在該選區連任十屆的黨內大老克勞里（Joe Crowley）。從歐加修—寇蒂茲抵達華府的那一天開始，就是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她的社交媒體經常有超過兩百萬的追星粉絲。
她在國會發起了淨化政治聯盟「全新國會」，加入的成員必須宣誓從此拒絕接受任何企業或金主的獻金。她標榜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信徒，推崇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體制。
力推綠色新政
她高舉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理念，推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政綱，要求國會盡速立法讓美國在2035年前，將所有電力來源都轉換為清潔能源，她還帶領激情的支持者衝進議長裴洛西的辦公室，要求眾議院馬上把清潔能源法案排入議程。
在一個充斥著律師出身、男性與白人的國會殿堂裡，她是令民主黨資深同事頭疼的異類，她堅持拒絕政治獻金的立場更讓絕大多數國會議員心頭不快，因為他們的政治本能告訴他們，金錢是選舉政治最重要的元素，他們很難想像沒有金主簇擁的日子。
提高所得級距稅率
她大膽主張恢復「新政」時期的高級距累進所得稅制，至少要把最高所得級距的邊際稅率提高到70%至80%。這個主張在美國兩黨的主流政治菁英看來簡直就是離經叛道，因為這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早已被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所綁架，這位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居然斗膽試圖以一己之力，把長期停頓在最右端點的政治鐘擺拉回左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也特別在《紐約時報》專欄評論中聲援她，他說：在邊際效益遞減與競爭性市場的條件下，對最高所得者的最佳邊際稅率應該是73%。這個結論顯然惹怒了保守派，所以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全力阻止他擔任美國聯準會的理事。
(張庭維/輯)
《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
作者：朱雲漢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0/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