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鄭羿菲台北報導】蔡政府落空的《最低工資法》該怎麼訂？國民黨及時代力量去年都提出法案，欲將基本工資訂為2.6萬元，「時力納入『就業扶養比』計算，扶養比將陸續降低，勞工恐越領越少。」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李健鴻1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法案需明定「勞工生活成本」、「勞動生產力指標」，及低薪勞工薪資與平均薪資比較等參數，再讓勞資協商，以避免漫天開價的情況。
國際確立最低工資法
「2006年650位美國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都認同調整勞工工資不會影響勞動市場，包括失業惡化等。」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12日在「最低工資立法的困局與突破」座談會上表示，國際上儘管遇到金融風暴，依舊嘲調漲工資的方向走，包括英國、法國、荷蘭與德國，都在1999～2015年確立《最低工資法》，但台灣卻恰恰相反。
林佳和說，提高勞工工資不再是經濟爭辯的問題，資方不能只強調企業成本，卻忽略國民購買力讓經濟得以發展。他認為，各國立法明確化最低工資制度後，進而保護了最低階層勞工的基本生活，「且須納入裁罰條款，以法國為例，雇主若不提供資料就構成刑事犯罪，有違反一次裁罰1500歐元。」李健鴻補充說，「在韓國，雇主只要違反2次給薪低於最低工資，就需要坐牢服刑。」
執政黨選前喊選後無聲
其實，國內在野黨也都提過最低工資法，去年5月國民黨立委賴士葆提案「基本工資條例草案」，明訂按月計酬的基本工資為2.6萬元，在實施的第5年，基本工資也須調高至3萬元，但卻不適用於外籍勞工；時代力量也有提《最低工資法》，以「每月最低生活費（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Ｘ2Ｘ就業扶養比」的公式，提高基本工資到2.6萬元。
「『就業扶養比』不應該納入計算，否則未來勞工的薪資將越領越低。」李健鴻指出，國際勞工大會（IOL）2005年的研究報告已載明，先進國家就業童工、兼職婦女等數據的調查「窒礙難行」，像是童工就有報酬高的童星及時薪童工怎麼分、兼職婦女賺多少才算家庭撫養、領多少年金的老年人怎麼區分是否家庭扶養，這些都是先進國家遇到的難題，至今無解，未來隨著兼職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就業、少子化的影響下，扶養比將越來越低。
明定參數勞資協商
李健鴻認為，最低薪資的計算方法不需要公式，但必須訂明「參數」讓勞資協商，包括：
1、法定「勞工生活成本」，明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多少年檢討一次，若上升2％最低工資就上升2％。
2、訂定勞動生產力指標，美國勞動部2013年高度工業化國家勞工生產力報告中，台灣勞工生產力高居第2，但這樣的成果卻沒有反映在薪資上，須納入法定參數。
3、將低薪勞工薪資與平均薪資做比較，如差距較往年擴大0.11倍，代表低薪勞工生活變得更困難，最低工資就得調高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