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台北國際書展活動期間，香港銅鑼灣書店經營者也來台參訪，言談中對中國大陸成為香港政權的主宰者，感受最深的便是喪失思想自由。而就在此時，國內詩人鴻鴻（閻鴻亞）道出讓許多讀者，特別是喜愛文學類別者大感吃驚的內幕，國內著名的九歌出版社告訴政治立場不為對岸政所喜的王丹，為了顧及市場，出版社利益，不能為他出版詩集。
同樣的，中國大陸旅美作家余杰，在台灣眾多出版社眼中早成了麻煩人物，現在只剩前衛肯替他出書。從某種大環境氣氛觀察，台灣出版社雖然繁多，政體也非一國兩制，但明顯為了擔心損及廣大華人市場中最大一塊銷售區域，已經放棄了民主自由精神中當有的出版自由堡壘，低頭向專制政權搖尾討好。
而此種不言說的自我審查，也內化成了許多藝文創作者的心中紅線，那就是為了發片、為了尋找投資資金、為了一整個團隊（例如拍電影、唱片公司）能近入中國大陸市場，不論創作上，又或者面對關係到兩岸問題上，你得像看到穿著國王新衣的愚民，識相點少說真心話。
這無疑是以商為政的觸角伸入了台灣出版圈中，在以往大多是版權賣到大陸後，被要求有些章節得刪改，例如<巨流河>；現在卻一網打盡，即便文章被歸為圖書分類中的第八類─文學類，只要作者政治立場或平日所寫的評論文章，有觸怒中國大陸政權，台灣的出版社，而且還是在文學出版品曾有貢獻者，所出版圖書也得過優良獎勵者，都在編輯台上自我建立起小警總，有如回到報禁年頭。
這般情景對仍要進行兩岸出版品交流的文化部，可真是為難，因為自家人為了市場利益都在窩裡反，其實，政府若有心，作者是可透過申請公費出版而發行。真正的毒害並不在於出版社要不要出版，而是文字作者的思想、人權自由，以及所有人為自己所想能發聲、為文的無邊空間，都陷入了自我囚禁，以迎合特定權力下的利益謀取而奴化了。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間接透過錢海，否定了台灣的出版自由，台灣出版社也樂於配合，如果連文化人都重商，那還有顏面談什麼品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