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李牧權台北報導】「挺同」與「反同」間存在溝通的可能性嗎？宗教信仰與婚姻平權勢必造成內在的個人衝突嗎？由友善交流座談會與宗教右派讀書會舉辦的「性不信由你？婚姻平權與護家運動的多人探戈」公共論壇，9日邀請台灣醒報副總編輯邱慕天，與公共評論人高穎超，共同探討有關婚姻平權與護家運動的觀察與反思。
跳多人探戈
高穎超以社會學進路分析，認為這場修法運動被許多人置入了文化戰爭的框架中，也就是「文化全球化」下的西方文化侵略，導致它作為一國內政治與道德衝突的現象本質被忽略了。在這對抗性的二元框架下，壓縮了看到不同陣營者彼此的相似性。
「戰爭語言是造成衝突的主因。」高穎超指出，「雙方陣營必須放下文化戰爭的侷限，才能促成彼此在理性氛圍下進行『多人探戈』的空間。」他表示，在文化戰爭的受限框架底下，我們等同任憑性的單一議題，去扼殺彼此雙方在其他議題（如：反核食與提倡勞工權益）的合作可能，這是十分可惜的。
五體系互動
高穎超認為，在光譜的兩端中，看起來只有兩方在相互對立，實際上，參與勢力至少可被劃分為五個群體，分別為：公部門、同運派、婚權派、毀廢派、護家派。」
在這個定義中，毀廢派是指希望社會婚家秩序被消解的毀婚廢家派；同運派則包含想要進入正常婚姻的「同家會」、「同志諮詢熱線」；婚權派對應的是追求能自由、彈性地重新定義婚姻關係的「婦女新知」和「伴侶盟」；護家派亦分為死守傳統婚姻的強硬基本教義派，以及認為性少數伴侶值得專法保障的「專法派」。
他以「馬蹄鐵」的結構關係來作對照，並指出「毀廢派」與「極端護家派」只是在光譜上的兩個極端陣營，不能代表所有的支持者與反對者。有趣的是，光譜的兩極往往意味著他們只是提供論述基礎的角色，對現實社會的需要與操作並不關心，甚至會主動攻擊自己一方的務實派為妥協的叛徒，反倒形成了「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運動綜效。
同時，同運派、婚權派都採取極端護家派的論點來攻擊溫和派（「專法派」），而溫和護家派也會以毀廢派的理論來攻擊同運派、婚權派兩派，形成複雜的對立局面，並成為讓多數基督徒在同志議題上難以相容的最大破壞因子。
以同理超越政治語言
邱慕天則以政治與神學角度切入議題，透過羅爾斯（John Rawls）的理論來闡述，在公共領域中，人可有宗教的動機，但應以探討公共領域的論述基礎下的理性內容，來進行公領域的參與；去質疑宗教動機，則未必對政策相關公共利益得失的展開有幫助。因此，他認為雙方應放下彼此的成見，以更多的雅量來還原對方想說的話，進行溝通與交流。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神學及社會脈絡上的同理，而非政治語言的鬥爭攻訐。」邱慕天從台灣宣教史指出了本土教會與外省國語教會的生成脈絡，足以反映為何反同並非來自仇恨，而是看問題的視角，與要保護的核心利益不同所致。
他又以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降，基督徒不再強調透過教會的神職人員或聖禮來認識神，而是以個人讀經與對教義的認同，引導信仰的實踐，說明「教會論不斷向下位移」的意外後果：「『教會群體』與『聖職』在信仰的角色被淡化；『理性』和『世俗職業』取而代之，開啟了世俗化與信仰的私人化。」
教會避免民粹動員
「與其說基督徒想仿效中古天主教以信仰干政，我們更應該想到，在舉凡諸如勞權、環境、司改等眾多議題所屬的公領域都排除宗教後，婚姻和家庭是基督徒僅剩的信仰私密空間，當這個領域的信念也要被公權力翻轉，就形成了某些基督徒捍衛宗教自由的底線。」
但邱慕天解釋，在基督文化歷史較深的西方社會比較不會只有「一種底線」；許多西方國家都有基督教左右派政黨並存，帶出了信仰光譜本身的多樣與多元。政治的表達方式需要智慧，台灣教會界應當避免以民粹動員參與公共的試探。
邁入平權小國
針對反對派質疑「台灣憑什麼搶『婚姻平權』的亞洲第一？」，高穎超認為是「問錯問題」，台灣早在1912年已經出現過有關同性親密行為的文獻記錄。把眼光放在重建台灣親密史的視野上，台灣應擺脫帝國格局，走出平權自由小國的定位。
他指出，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經歷過「轉型正義」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與智利等，相對較接受婚姻平權，因此同婚未能在台灣獲得成功，或許應重新以「台灣親密關係史的轉型正義」定義，加以持續推動。
但邱慕天則回應指出，他雖同意單偶異性婚姻是中華民國唯一承認的婚姻，但同性相愛成婚從來未曾被法律論罪。國家基於富國強兵、下一代福利（兒權）或人口政策，選擇用法益規範一種特定婚姻制度，本來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論政府意義上的「後來體系」。
制度規訓是否必要
邱慕天說，在婚姻修法運動中應該釐清，我們究竟是嫌國家管太多，還是管太少？他又以鄂蘭（Hannah Arendt）與後馬克思女性主義者們對「身體」在政治參與上的不同想像作為反思，坦言國家對人身進行控制（如徵兵），係集權之惡，其必要性應受檢視；若捍衛人際關係自主，卻是要求將更多人際關係放在國家的制度規訓下，其實是種弔詭。
他認為基督教會作為宣告上帝掌管生命全權、相信身體復活盼望的群體，更應敏感於政治既得利益的存在，並對世俗政府權柄保持超然及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