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的特徵就是民意幾乎會影響所有的事務，包括法院的判決，食安的問題也不例外。舉例而言，1990年代開始出現的「基因改造」食物，在美國和歐洲就引起不同的看法，美國人對基改食品認知較低，當基改食物沒有出現重大公共衛生傷害時，就認為那是可以食用的。(無罪推定)
然而，歐洲人的認知是基改食品的過程中，發生了「狂牛症」事件(Mad Cow Disease)，牛隻站都站不穩的畫面，讓大眾對農產品的風險認知提高，連接影響到民眾對農業科技的疑慮，因此在歐洲，尤其是英國，基改食品在沒有上市之前，都必須要證明它對環境與人體是無害的。(有罪推定)
【立法壓力因民氣可用】
當然，後來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認為，基改食品對環境與個人沒有立即的為害，因美國人對FDA的信任程度高，FDA本身又推動基改食品無害的宣導，他們接受基改食品的比例很高；反觀英國，因為民眾的疑慮仍在，政府認知到即便科學證明無害，民眾仍然會有疑慮，因此努力推動標示制度。
嚴格說起來，行政的管制作為，一但經過立法，就是一種「有罪推定」的政府行動，而立法的壓力主要就是民氣可用；然而，台灣人對自己選出來立委「選民服務」的期待，往往超過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強勢立法的角色，導致政府的相關管制作為，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景況。
上周有機會參加衛福部食安相關計劃的審查會，會中審查「食安新秩序：食安網絡計劃」，過程中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食安問題出現，大多數的民眾會將矛頭指向行政與司法，但絕少指向立法機關，表面是立委站在民眾這一邊對抗「政府無能」，食安問題立法怠惰與管制立法技術落伍的問題更為嚴重。
【立法怠惰平衡利益？】
老實說，立法與媒體結合，扮演引導民眾獵巫的角色，在選票的獲取效率上，比起在立法院複雜利益關係叢林中打出一條血路，去執行行政上的「有罪推定」作為，當然是輕鬆太多了，國會研究很早就告訴我們，立法怠惰(absence)是一種平衡各方利益的策略選擇。
立法機關應扮演的專業角色，往往被它的政治任務給稀釋掉了，在百花齊放的政黨票競爭，除了傳統兩大黨之外，那一個不是想進立法院「保護自己所認定的社會價值」?當立法院運作的利害妥協，超越政策領域回應民意的專業時，轉而強求必須依法行政的行政單位與法院去回應民意，是合理的嗎？
最後，從食安問題轉頭看看那些要您手上那張票的立委候選人們，你才會恍然大悟自己被那些人權、弱勢、特權等政治行銷術給迷惑多久了，台灣選民如果真的關心食安，又想要「無罪推定」政策的保護，不是去譙法官罵行政官僚而已，你也許該去問立委候選人，對食安管制法規修改有沒有甚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