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能夠提供好咖啡和好點心的咖啡館，可以說數不勝數，但明星咖啡館只有一個。讀一讀這本以明星咖啡館爲主人公的《武昌街七號》，就知道臺灣的半部文學史都是與這裡有關。明星咖啡館當之無愧地可以稱為「台灣現代文學的搖籃」。
【作家的咖啡館】
畫家郎靜山、陳景容、楊三郎和作家柏楊、三毛、施叔青、羅門、管管等人，都是明星的常客。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時，定期在這裡聚會。這本刊物在六十年代引領臺灣文學融入了世界現代文學的風潮。然後是《文學季刊》的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七等生等人，時常在三樓校稿，這裡成了他們的流動編輯部。
那時，臺灣經濟尚未起飛，作家大都過著清寒的生活，居住條件很差，到咖啡館寫作就成了一種無奈的時尚。黃春明的孩子還小，專門佔有一張「育兒桌」，名叫國珍的孩子因而被稱為「明星之子」。
陳若曦清楚地記得彼時的場景：「那時黃春明剛從鄉下進城，窮得響叮噹，一杯15元的咖啡從早泡到晚，而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鑼》和《兒子的大玩偶》都在這兒完稿。
【黃春明的回憶】
老闆愛才，一直優待黃春明，後來裝潢室內，還把舊桌椅送給他。」多年後，黃春明回憶説：「明星在那個時代，就像文化林木中的一棵喬木，它庇蔭過許多作家和藝文界的人士。我就棲息在明星下蛋的，如果沒有那裡的空間、桌椅，和更重要的人情，可能就寫出不出東西來。」
當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常常來這個咖啡館寫東西，寫完後就念給在旁邊寫作的季季聽。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一個小劇場，林懷民是唯一的演員，季季是唯一的觀眾。林懷民曾說：「沒有明星，即使後來有雲門舞集，也不會是現在的模樣。」
詩人周夢蝶早年以擺設流動書攤為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不久，在明星咖啡館的騎樓安營紮寨，腳一翹就是21年。這位被稱為「明星詩人」的獨行客，多年之後回憶說：「到明星的第一天，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
【夢蝶的書攤】
周夢蝶所賣之書，包含詩集、哲學、經濟、散文、小說等，甚至還有一些來自中國的禁書。剛到臺北念大學的季季，初次見到這位「街邊坐讀，神色肅穆」的賣書人，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亦掏錢買了一本《現代文學》。
2014年春天，94歲的周夢蝶羽化而去，留下遺囑——「一火了之，餘無所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咖啡香。從此，莊周與蝴蝶，無需作夢，便融為一體。
多年以後，季季跟我談到那段與明星咖啡館結緣的青春歲月時說，那是她一生中最快樂滿足的時刻，「明星二樓佈置典雅，暈黃的燈輝，散發著古樸悠閒的光影；加上古典音樂，濃郁的咖啡香，牆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彌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對一個在臺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幸福啊！」
【情治人員的注目】
然而，那也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的戒嚴時代。隨着到明星咖啡館來寫作的作家越來越多，加上進出的雜誌社、出版社、印刷廠人員，這裡整日高朋滿座，遂引起了情治部門的注意。
有一天，兩名黑衣人上門來約談簡錦錐，甚至認定他資助陳映真「從事顛覆活動」。1968年，「民主臺灣聯盟」案件爆發，一個左翼讀書會被敷衍成驚天大案，明星咖啡館的常客陳映真被判入獄十年。
明星咖啡館沒有被警總當作「匪窩」關閉，也許是因為蔣經國和蔣方良常派人來此購買俄式麵包和軟糖——作為俄國人的蔣方良以此一慰鄉愁；也許是因為房東是當過臺北市長的無黨籍人士高玉樹，超高的名望，讓特務不敢輕舉妄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