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輩子跨過兩次坎兒：1960 年，我兩歲，差點被餓死，這年全中國餓死了數千萬人；1989 年，我朗誦〈大屠殺〉，隨後入獄，差點自殺身亡。這第3個坎兒，也就是眼下，我必須要跨過去。為了我懷裡的幾部書稿，我要走。～廖亦武，〈界河的兩邊〉】
廖亦武的確跨過去了。那是寫下這段文字的2011 年，當時他已經連續十六次被中國官方宣布禁止出國參加國外邀請的文學活動，並遭到間歇性軟禁。他不願意因為進牢房，而被高牆外的人們當作「自由的象徵」，寫作與發表的自由才是他追求的。於是，53 歲的廖亦武和德國朋友聯繫，花錢買通黑社會，從雲南跨越邊境，取道越南，再從那裡飛向德國，展開未知的新生活。
他在德國很受歡迎及重視， 2012 年獲頒德國書業和平獎。據廖亦武說，他可能是德國銷量最好的中國作家，平均每年出一本書，精裝本出了又出平裝本。今年10 月，廖亦武訪談中國偏鄉基督徒的作品《上帝是紅色的》出了德文版，年底要出法文版， 本報導刊出之際，他正為此書的波蘭文版和葡萄牙文版宣傳而奔走。
【關心底層社會】
當今各國媒體關注中國，領導人物和名人巨富的一舉一動， 都可引來許多鎂光燈和揣測。但在廖亦武眼中，真正的歷史展現在底層社會那些不知名的老百姓身上，他們當中有殺人犯、同性戀者、藝術家，也有在新時代掙扎著操舊行業的人。這些人的命運，在荒謬淒涼中，經常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不是簡單的善惡二分能定論。
年輕時是位先鋒詩人，1990 年廖亦武入獄四年，做人的尊嚴遭到重擊，這個經歷大大改變了他。除了有機會與更多底層人物接觸，他在獄中學會吹簫，出獄後賣藝為生，自己也真正成了底層社會的一份子。
廖亦武自稱是「時代的錄音機」，以訪談形式讓這些在主流社會不被看見的人發聲。他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出版時， 老詩人流沙河曾在序言中寫道： 「我認為本書開了我眼界，使我驚歎，使我不安。這種感受，很久沒有過了。」
【文哲底蘊】
2012 年，廖亦武發表了〈這個帝國必須分裂〉，認為一個強大威權的中國，會讓無辜者不斷犧牲，甚至對全世界的環境與價值觀帶來危害。一般人容易認為， 他長期遭受打壓，難免偏激，殊不知，他不是激烈的活動家，而是感性溫和的文人，長久以來受老莊思想影響，認同小國寡民， 愛好和平不受拘束。抵抗中國政權的背後，廖亦武有中國古代文哲思想的底藴在支撐。
這個月，讓他在西方國家一舉成名的作品《吆屍人》在台灣出版。與書名同名的這篇故事， 講述從事趕屍工作的兄弟，工作類型被剛上台的共產黨政府認為封建迷信，不得再做，但他們被告密舉發，更因為所揹負的屍體是國民黨高官的太太，罪加一等。這本書獲得波蘭2012 年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奬，頒獎詞中表示，這「是一本偉大的報告文學，是夢幻般的輓歌，是能夠流傳後世的有關中國歷史的經典」。
10 月底某一天，台北車水馬龍的上午、柏林寂靜夜半時，透過電話專訪，廖亦武與台灣讀者分享他的生命經歷與寫作和生活的理念。
【中國變成大垃圾場】
問：最近台灣最沸騰的新聞是餿水油事件，我立刻想到您寫過的一位餐館老板蔣福清，他自己就用餿水油，還能振振有詞說出一番「餿水油不髒、自己無錯」的道理。
廖亦武：前不久我還看到相關報導，說跟這個案子有關的三名越南人被逮捕，他們是去中國學提煉地溝油的技術。我聽了非常震驚。當初我是從越南逃走的， 在那兒待了三天，覺得當地人非常純樸，東西也特別好吃。
這就應了我的預言，中國不光是政治的問題，它終究會變成最大的垃圾場，汙染整個世界，把人心人性變壞。我常說，中國的統治是一種「弱點統治」，是建立在像人性貪婪這些弱點上。
問：您說中國是大垃圾場，這一點全世界難道沒有責任？
廖亦武：但是，好的體制會限制人的弱點，像你們的太陽花學運，政府會顧忌民意。好的體制會讓破壞的速度減緩，民主的體制可以監督政府，中國沒有這個。
我最近在海德堡接受基督教雜誌採訪，對現代資本主義提出強烈的質疑。
【坐牢改變一生】
我跟他們說，一百多年前，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偏遠地區播撒信仰的種子。我去採訪時，沒有電燈，公路不通，那裡還有很多農民叫約瑟夫、約翰、彼得。當年這些年輕的傳教士奮不顧身，最後把生命奉獻在那裡。一兩百年後，西方又給中國送去了什麼？ 送去了生意，送去了一些賺錢的理念；在西方不能做的生意，在中國都能做，可以和政府勾結， 可以污染環境，運用一切手段撈取利益。 我說這話，他們聽了是很受震動的。
問：是什麼樣的經歷，讓您一方面寫底層人物的故事，同時又和知識分子朋友交流，能自在地和三教九流的朋友相處？
廖亦武：因為坐牢。坐牢前， 我做個詩人還挺有名的，接觸的是文壇上的同道，那種「流浪」顯得比較有詩意，都是文學的、書本裡的反抗，比較具有模式， 姿態上模仿像金斯柏格、鮑伯迪倫這些人。
但是你一進到監獄，接觸到小偷啊這些社會垃圾，就完全失語了，你一說話就被嘲笑，而且是很惡意的，用共產黨的話來說， 真要重新做人，重新和這些人打交道，連語言都要重新學習。
監獄裡，人與人的關係就像野獸與野獸的關係，警察就像馴獸員。監獄待久，都忘記自己當初是政治犯，身心都不是正常人了。
如果不坐牢的話，我也許現在還在寫八零年代這種先鋒文學， 編造那麼些故事，寫出的悲劇都還要帶有人文色彩，然後用追求諾貝爾獎的標準來看自己的作品。
【寫作療癒】
問：寫作能帶來治療嗎？
廖亦武：寫作當然是一種自我治療。首先，寫出來就不會像惡夢一樣纏繞。還有，寫出來能和現實生活有個比較，會把自己和書中的人劃清界限。
問：你寫過一位死刑犯獄友， 肢解又吃下人肉的殺妻者盧人標，讓人想到章詒和的《劉氏女 楊氏女》，令人不寒而慄的殺人故事也是她在獄中的見聞。這幾個人都不是惡行惡狀的壞人，你們寫下了人性複雜幽微的一面。
廖亦武：對，監獄是作家的一所大學。坐牢還意味著，國家給你打一個標籤，好像你是個次級品，這會給你很多感受，用比較低的視角來看世界，不會認為自己是個高貴的作家什麼的。
問：您的人生中，家破人亡，幾次生命差點走到盡頭，都和國家的作為有關，是什麼力量在支撐，讓您終究沒有崩潰？
廖亦武：從小父親教我背古文，當時我很不願意背，但是後來影響很深。我看司馬遷和一些古代聖賢，他們經歷很多苦難但還是在寫。司馬遷被皇帝閹割了還在寫《史記》，這如果沒有信念支撐是受不了的。他相信一本書的力量可以勝過一個國家。
書本的精神壽命比國家的權力還長久，我們相信出版品在國家亡了之後，還會被閱讀。一個作家如果對權力屈膝，就算不得是一個作家。
【不愛大一統】
問：您的作品和「講和諧、求進步」的主旋律很不一樣，您覺得對當今中國有什麼意義？
廖亦武：我算是老子莊子的信徒，喜歡小國寡民，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反對全球化。中國人好多年以來受「愛國主義」、「大一統」很厲害的侵蝕，我的書不一樣，哪怕有的人看了可能會受不了，但那是一個豐富的世界，是在大一統的世界裡看不到的。
大一統的世界裡，比方看我們的領導人們，每次出場，髮型、面孔、笑容、鼓掌都是一個樣子。
問：我在海外遇到的中國人， 都深受愛國主義影響，為一個強大的中國歡欣和辯護，不像您。
【沒有失根的感覺】
廖亦武：這些人既沒有從西方得到普世價值，也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隨便舉例，王陽明流放貴州，當時對中原的人來說，簡直像流放國外；更別提春秋戰國，諸國林立，古代中國什麼時候統一過？
問：您愛讀古書，不像有些尊崇西方的人就激烈的反傳統。
廖亦武：我對余英時和我的老師流沙河的尊敬，就是因為他們是中國傳統不可缺少的一環。
西方政治制度挺合理，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都非常好，中國沒有這些。但就個人修養來說，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好的，老莊思想就教人「消極自由」，你可以選擇不和強權、朝廷來往。中國有消極自由主義的傳統，即使放在現在還是很先進的。
比如你到一個語言不通、很寂寞的地方，他會提供給你一個非常強大的支撐，你仍然可以和天地往來，可以欣賞大自然，像莊子寫自然的簫聲，他聽每一片葉子的響動，從觀察星星理解天道，這提供一個個人修養非常好的出路。
問：難怪您在語言不通的海外，也不會有失根的感覺。您對中國有很多批判，中國對您來說，難道沒有任何好的、溫馨的感受嗎？
廖亦武：中國的確一直都是一場惡夢。要說溫暖的話，就是我的故鄉，成都西門那一小塊地方，成都人愛喝茶，那邊的老成都人幾十年去同一個地方喝茶， 這是讓我覺得溫暖的回憶。那裡的生活圈，方圓五公里左右，跟我現在柏林的生活範圍差不多。
這種心理，可能跟生活在台灣的人差不多，其實所謂大一統的中國，對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是很虛無的東西。
問：您的作品和土地社會有很強的連結，流亡海外，會不會造成寫作的限制？
【海外作家交流】
廖亦武：一點都沒有限制。我在德國每年出一本書，然後是英文，在世界各地也有15 種以上的譯本，作為中國作家， 我的西方讀者可以說是最多的。
我出來時已經五十多歲，經歷很多，不像八九年青春期流亡的人，一下子被大時代拋出來， 毫無準備。
在這裡，沒警察找我，有非常好的寫作環境，一輩子的人生經驗寫都寫不完。而且在這裡，也經常和世界優秀的作家交流。比如荷塔．慕勒，她是從羅馬尼亞來德國，身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民和難民的雙重屈辱促使她寫作。我覺得這是很寶貴的經驗，所以故鄉到底是什麼？故鄉可能是你必須離開的地方。
問：書賣得好，所以不需要擔心經濟問題？
廖亦武：對，我在柏林買房子了。
問：所以您不是流亡海外，是定居柏林了。對中國還有什麼會牽掛或思念的人嗎？
廖亦武：我的老師，媽媽和一些親戚還在成都，偶爾會想起他們。但對中國，更接近是精神上的連結，閱讀古書的時候，去想一些古人的遭遇，比如李白安史之亂的時候，他顛沛流離是什麼樣子。我也可以用托瑪斯曼說的：「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我覺得很經典，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在哪兒，中國就在哪兒，當然，這個中國不是垃圾場，是一個理想。
問：您的書在中國的地下管道有流通嗎？
廖亦武：有基督教界的人告訴我，他們統計，《上帝是紅色的》在中國是第一盜版書，因為地下教會發展很興盛。他們說我為上帝做工做得好（笑）。
問：您對台灣有什麼印象？
廖亦武：2012 年1 月份去過台灣，對花蓮印象很好。台灣， 小小巧巧的地方，都蠻舒服的。
問：《吆屍人》在台灣剛出版，您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台灣讀者說？
【有責任感要寫作】
廖亦武：既然每個買書的人都是讀書人，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華人世界太容易受諾貝爾獎影響。譬如這屆文學奬得主蒙迪安諾，我台灣的老闆（指允晨出版社總編輯）廖志峰四年前就出了他的書，印了兩千本大多堆在倉庫裡，結果現在一得獎，存貨賣完還加印。估計許多讀者看都沒看就買回家。萬一沒得獎呢？
問：國外書市不會受諾貝爾獎影響嗎？
廖亦武：西方國家比較不會這麼明顯，每個閱讀圈都有自己的選擇偏好。跟西方社會相比，我覺得華人的報紙雜誌比較流於膚淺，很容易一窩蜂，也容易給讀者誤導，讓讀者沒有選擇。
問：五十多歲其實還很年輕，有生之年，您還有什麼計畫或想做的事嗎？
廖亦武：有生之年，就是寫書了。我在中國時，和政權消耗了不少時間，出來後反而有責任感要寫。我非常珍惜現在出版的自由，只要往下寫，就會有人翻譯和出版。尤其我看國內，還是很多八零年代那種模仿西方的創作，更別說有接近中國現狀的作品，所以我更需要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