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數百名教師聚集教育部前，頭綁紅色頭巾、手持黑色標語，要求廢除校事會議制度。這場近年少見的大規模教師抗爭，凸顯當前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機制已嚴重失衡。從台南幼教老師因疫情期間喝水遭投訴、到教師僅因網路截圖便遭長達半年調查，這些案例揭示制度運作已偏離初衷，淪為濫訴與過度懲戒的溫床。

濫訴與過度懲戒老師

追溯源頭，校事會議的設立原是為了打破長期「師師相護」的困境，讓不適任教師能被有效淘汰。這個立意良善的制度，卻在實施過程中產生嚴重扭曲。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缺乏合理的過濾機制，導致許多教學或管教上的正常爭議，都被當作嚴重違失處理。當老師要求學生掃地都可能成為投訴理由，當親師溝通已化解的誤會仍要啟動調查程序，整個機制已背離教育本質，變成法律攻防的戰場。

調查人員的專業性更是令人憂慮，教育部僅透過三天講習就讓參與者進入調查員人才庫，這些缺乏教育實務經驗的人員，卻掌握著教師的職業生命，甚至出現連法定程序都表述錯亂的案例，這種堪慮的素質如何確保調查的公正性？更荒謬的是高額調查費用吸引部分人員專職，形成畸形的「調查產業鏈」，完全顛覆教育的本質與尊嚴。被調查的教師則需投入巨額成本自我防禦，即使最終查無實據，身心早已俱疲。

評鑑與支持系統應並重

檢視國外經驗，多數先進國家在處理不適任教師時，都強調專業評鑑與支持系統的並重。美國許多州採取教師成長計畫，先由資深教師或專業輔導員協助改善，只有在輔導無效後才進入正式調查程序。英國則建立完整的教師標準架構，透過持續專業發展來維持教學品質，而非單純依賴懲處機制。日本更重視校內同儕支持系統，讓教師在專業社群中相互學習成長。這些國家的共同點是將重心放在預防與改善，而非等問題發生後才介入調查。

反觀台灣，我們錯過了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機制的黃金時期，過去倡議的教師評鑑、教師分級、教師換證等制度，都在反對聲中消失，最後只能用校事會議這種偏重懲處的方式來處理不適任教師。這種做法治標不治本，無助於整體教師素質的提升，反而製造了更多對立與恐懼。當教師為了自保而採取「防禦性教學」，不敢管、不敢教、不敢創新，受害的終究是學生的受教權。

師生充滿懷疑與對立

目前制度最大的傷害是徹底腐蝕校園的信任文化，家長對教師專業的敬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挑戰與衝突。教師動輒得咎、惶惶終日，將教育工作視為僅堪餬口的例行公事。當親師生之間充滿懷疑與對立，學校如何成為共學成長的場域？這種氛圍下培養出來的下一代，又會如何看待信任與專業？

教育部的回應顯示對問題嚴重性認知不足，面對排山倒海的反彈，僅止於小幅修補，甚至推出可能加劇亂象的新措施。部長要求教師「回到學校把小孩教好」的冷言，更顯露對教育現場的陌生與傲慢。若教育部無法成為教師的後盾，反而成為製造恐懼的源頭，其施政正當性何在？

建立合理的過濾機制

改革方向應該明確。首先應建立合理的案件分流與過濾機制，讓一般教學管教爭議回歸校內處理，只有涉及性騷、霸凌等嚴重校安事故才進入調查程序。其次要嚴格檢視調查員資格，剔除不適任人員，確保調查的專業性與公正性。然後要建立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將重心從懲處轉向預防與改善。最後對於遭受不當調查的教師，應建立名譽回復與實質補償機制。

教師團體也應把握這次機會，提出建立教育專業的具體方案，而非僅止於要求廢除惡法。如何確保教學品質、如何處理確實不適任的教師、如何重建社會信任，這些都需要教育界自己提出答案。單純的對抗無助於解決問題，唯有建設性的對話與務實的改革方案，才能讓教育看見希望。

當教師的熱情被無盡的調查報告磨損殆盡，熱情燈火熄滅的校園如何點亮學生的未來？專業而熱忱的教師是教育品質的根本，讓教師免於恐懼、回復專業尊嚴，才是改革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