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中華秩序這一宏偉目標的官方版本，始於2012年習近平所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夢」，之後他一再重申這一願景。近年中共強力復興中華秩序，並將之推動為一種可行、甚至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更適合取代當前自由國際秩序（LIO），而這必然會挑戰現有世界秩序的當前領導者——美國。
在本書中，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在概念上被定義為一個人類建構的政治體系，其核心原則是主權國家之間地位平等、分權分立，以及延伸而來的民族自決和互不干涉等關鍵規範。這是一場生存博弈，並將悠關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福祉。
辨別中共黨國崛起及中美競爭的性質和影響，以及整個中華博弈的知識論挑戰，往往因漢學（通常被稱為中國研究）淒涼的境況而變得更加複雜，特別是在美國。有鑑於不採取行動的後果是如此嚴重，西方漢學界在感知、報導和關注與中華博弈的意義、規模相關的訊息方面，其模糊混亂和遲疑不定的情況實在頗為驚人。
2021年，一些美國漢學家公開歎惜美國自七○年代末以來對華「接觸」政策的「結束」，並想知道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如果採取了一些不同的做法，是否可能避免這一命運；而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析人士則很慶幸地認為，許多西方漢學家一直有效地「保護和幫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被忽略」的崛起。
中國研究的成果
一些極為聰明的人已經撰寫了無數複雜且具爭議的關於中國的書籍和文章，近年來，隨著北京無可否認地變得更自信和強大，則更是如此。
2018年，一本包含中國研究領域一些最知名學者文章的書籍，探討了三十六個有關中國的重大問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提出了一個關於「七個中國」的「政策框架」。幾個月後，蘭德公司（RAND）的一份報告建議，則使用遷就和勸阻的方式，讓崛起中的中國在合作、「共享」的多邊世界秩序中占據「更大分量」，使之繼續當一個「有條件的支持者」。
隨後，也許是標誌著一種覺醒，兩名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資深操作者（兩人均於2021年以類似身分重新加入政府），於2018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總結，認為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的看法基本上是錯誤的。
對華政策專案小組
一年後，由美國一些頂尖漢學家、前資深官員和外交官組成的美國對華政策專案小組，發表了一份名為《路線修正》（Course Correction）的報告，主張採取更加「有效和可持續的對華政策」。
連同其他一些已發表的文章，該小組承認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方面的失敗，以及世界各國之間力量分布的不可避免的轉變。它指出了人們對北京的不滿情緒以及「美中關係的急遽惡化」，但對於如何應對不斷崛起的中國實力和野心則持謹慎態度。
簡而言之，美國一些最優秀人士關於中國的建議，似乎仍是一種合情合理但遲疑不定的混合體，即照常行事和順勢而為，對於與北京合作而不是競賽，繼續抱有很高的希望，冀雙方都能表現出足夠的靈活與務實，在忍讓下持續共存。
全球對中國的反制
2020年，在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造成驚人的死亡人數和金融崩潰之際，菁英和公眾都出現了史無前例但也許合情合理的「全球對中國的反制」。然而，主流漢學家和中國通的態度仍然是模糊和猶豫為主，夾雜著基於不同猜測的頑強希望和善意。
2020年編纂出版的一本書（可能是在疫情之前編寫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查，其中十五位知名中國觀察家達成了共識，即專家們應該「對中國逐步融入國際秩序的複雜性，提供全面而詳細的了解。」
許多最敏銳的中國觀察家，對中共統治下五分之一的人類同胞，依然抱持強烈且真誠的一廂情願和善意，即使這些情緒日益明顯地頗為誤置而且無用。
中國「接觸」已結束？
2021年初，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發現，「中國對美國重大利益的威脅，比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更甚」，但又援引幾位漢學家的話，呼籲進一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更多包容措施，包括「放棄」台灣和南海，作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克制和撤退主張的一部分。
2021年，一群美國頂尖的中國研究學者公開承認，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中國研究學科可能飽受了廣泛的失真、麻木、遲緩和異想天開的困擾。然而，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漢學家們似乎更多地在表達他們的悲傷和防衛心態，而不是從誤解中醒來並糾正錯誤，從而樂於不再採用「有缺陷」的策略，他們在這個策略中確實已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通常還認為只是因為習近平個人，而不是中共本身，而導致該接觸政策的失敗。
前面提到的美國對華政策專案小組，在2021年以更加尖銳的語調發布了第三次報告。報告指出，連同其他發現，「中國政府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被圍困感」、「過於集權」，並且「北京在使其供應鏈擺脫對美國依賴方面所做的『脫鉤』努力，比美國反方向的同樣努力做得更多」。
不過，它提供的一長串具體政策建議依然顯得相當的不連貫、零散，而且缺乏整體戰略的基礎。一些本身頗為深思熟慮的想法，缺乏條理甚至相互矛盾，帶有一廂情願的痕跡。
漢學家和中國問題
2022年初，一位因與中國政治異見人士有聯繫，自1989年以來就被北京禁止入境的美國漢學元老稱，關於中國崛起而帶來「生存威脅」的政治化言論，「加強了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因為中國除了其自身的國家安全需求之外，並沒有真正擁有「一個世界秩序的替代願景」。
令人好奇的是，最近西方要求針對中國採取調整的、不同和更有力措施的呼聲，往往來自「主流」漢學家或中國學者圈之外，這或許也反映了中華博弈的現狀以及北京在西方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此外這些警告和呼籲，幾乎自然而然地招來了漢學領域許多資深人士的攻擊火力。
2020年秋，在享有盛譽的《外交事務》論壇上，一群著名的中國通人士貶低一位知名政治學家（但他並不是一位專業漢學家），稱他為「鷹派」，因為他呼籲「反擊北京」來「回應（中國對外的）侵略性」。
被指控者則不得不解釋說，他並不主張美中「完全脫鉤，而是部分脫離接觸」，並不是真正對北京懷有「政權更迭的衝動」。似乎許多知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在謹慎而機巧地行事，將關於中共黨國的嚴厲觀點一概視為不言而喻的錯誤和實實在在的邪惡。
受命者的願景
幾個月後，2021年4月，《外交事務》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文章，呼籲達成以「一個中國願景的全球秩序」為特色的「新接觸共識」，並由中美「二強（作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來共同領導。無論它是鷹派還是鴿派，這篇文章都沒有受到專家們的什麼反駁。
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漢學狀況，可能表明了西方文化裡自由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局限性，它們變成了一種頗為自相矛盾的非自由主義，避免對一個「特異」的政治或文化實體做判斷；似乎評判其他文化就辱沒了作為自由知識價值觀傳播者的尊貴地位。
正如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所發現的，西方知識分子常常基於各種烏托邦式「受命者的願景」而不是對現實世界的考慮，提出一些「極為錯誤乃至災難性的處方」。這種現象在漢學中同樣可見。
正如漢學家兼經濟學家諾頓（Barry Naughton）在2021年做出的結論，漢學界對中共黨國的政治經濟，「錯誤」解讀和「失敗」預言均存在，「沒有考慮到中國共產黨那令人咋舌的強大而全面的力量」，「沒能預見」該黨國的重要特性，並且「後知後覺，極為遲鈍（……）延誤了我們對中國挑戰的反應」。正如許多西方（尤其是美國）知識分子對冷戰後全球化的誤讀和過度讚揚一樣，無數漢學家似乎也誤解了中共的本質、思想和行動，後果嚴重，沒有遁辭。
三種形式的鬥爭
根據2022年發表的一項針對美國漢學家／中國通群體的社會學研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2017年後才出現「脫離『（美中）接觸』的典範變遷」；這是由三個過程即「政治化、職業地位競爭和個人化」或「三種形式的鬥爭：政治、職業和個人」所驅動的。
對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標準對華「接觸」政策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通常是較不著名、非主流、非典型的，甚至是被邊緣化了的中國觀察人士，包括一些前軍官、前情報官員和記者，以及之前未受矚目的專家。
對中共黨國「利用你們自己的制度來勒死你們」的手段，利用諸如言論自由、開放市場、開放訊息，以及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來削弱和摧毀西方和美國的手法和策略，一些最深入和深刻的分析卻是出自許多漢學家認為是邊緣或與有污點組織相關的人士。
中國的侵略本質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所感嘆的，一些備受尊敬的美國賢哲「晚了幾十年才認識到中國的侵略本質」。
2021年底，正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似乎開始將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共同的「全球挑戰」時，兩名美國學者在兩個最具影響力的論壇上發表了基本相同的文章，繼續淡化對北京全球野心和能力的擔憂，呼籲更多理解和適應那緊張不安的中共領導層（其權力可能已經「達到頂峰」），並採取措施來「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絕望而發動熱戰。
令人驚異的是，大約四十年來，西方許多知名的漢學家和華裔、非華裔的中國通常常緊密團結，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惱北京，並經常竭盡全力去維護和「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自發地為接觸和綏靖政策辯護，即使這些政策已經明顯失敗。
打擊報復的恐懼
我個人就聽聞過許多知名漢學家私下真誠地勸告他們的學生和門徒，不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東道主和關係戶「不友好」，不要被視為冒犯中共，以免「失去中國的寶貴（職業生涯）門路」。我還見識過一些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要求從美國政府資助、相對無關重要的研究報告中刪去他們的名字，因為該報告涉及台灣等「敏感問題」，而北京「可能會（因此）不喜歡」。
然而，這些人卻毫不猶豫地使用「流氓政府」和「瘋狂政策」等語言公開批評美國領導人，稱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居然抱有「冷戰思維」實屬愚蠢且邪惡。正如一位同事詼諧地指出，攻擊華盛頓總是安全的，而且可能有利可圖，批評北京總是有風險的，可能會損害職業生涯，即使你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事實上，在漢學領域，反映出中共那強大而巧妙影響力的軼事比比皆是，足以說明擔心會被報復心強、資源豐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擊報復的恐懼確實存在。
中國不是敵人
幾十年來，許多知名度很高、著述豐富的漢學家，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或中國通，都沒有在他們的論述中批判性地區分中共和中國，以及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黨國和中國人民。
即使在一些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中，這種低級錯誤似乎也令人尷尬地常見，常常導致一些善意但錯誤的預測和糟糕的政策處方。2019年7月4日，一百位美國漢學家、學者和前高官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名公開信，以明確的「中國不是敵人」為標題，呼籲恢復和延續已有四十年之久的對華政策。
儘管其觀點不乏明智與善意，但這封由五位著名漢學家和中國通起草的公開信，似乎將中共黨國政權及其一貫使命和近期政策行為，與中國人民以及中華民族國家那些值得尊重的、正當的利益混為一談。四天後，網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不是美國和世界的敵人，但中共是＞的反駁文章，作者是三位相對無名的漢學家，來自紐約一家剛成立三年的「中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
兩週後，又一封公開信在一家小媒體上發表，敦促美國政府「堅持目前對華（新）路線」，放棄過去的政策。這封公開信是由一位退休的美國海軍上校（情報官員）起草，逾百多名聯署者大多明顯是非知名人士，而且只有少數幾位是漢學家。
美國對無知的崇拜
有些人可能因此有理由認為，中共「已經能夠俘獲相當一部分（西方）對華政策的菁英階層，讓他們在西方的首都和智庫裡為中國奔走賣力；而同時則不斷地批評美國，指責我們的『攻擊中國』以及對中共政權抱有不純潔、不正確想法的美國罪孽，是『極少數的瘋子』。」
有些人早已擔心西方民主國家的決策質量，感嘆「無知，尤其是對公共政策相關事情的無知，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德行」，由此，「美國對無知的崇拜」就導致了對已經確立的專業知識和專家的拒絕，後果嚴重。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敘事則情況更糟：即使是已經確立的專業知識和專家本身，似乎也經常受到各種無知和偏見的困擾。(宇欽/輯)
《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
作者：王飛凌
出版社：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