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走在七堵附近的國小，放學時間地校門口，是一片熱鬧的場景。整條街被汽車、機車塞滿，排隊接送的家長引頸期盼自己出來的小孩子，一個個被接上車，突然好像有種錯覺，這不是放學，而是一種外送精密運作的物流系統。

我腦中浮現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小學生不再自己走路回家？如果在台灣，如果是70到90後的小孩，通常上下學是小學生自己處理的事情，放學前，我們會把各班級的學生列在操場司令台、有放學典禮，在這時我們會排成路隊。

跟著路隊走 守望安全

路隊就是按照我們回家的路線與方式，成為一起回家的走路縱隊。大家會被教導要互相守望安全、遵守交通規則，甚至還有哨子可以吹響警報、彼此照看。在路隊中大家走路或是繞路，或是在路上買東西去店裡玩，去買冰棒、去同學家，直到一個個最後分開走，到家裡離最遠的孩子回家的時候，離前面路隊的分開點也只有幾十公尺的距離，已經走到自己家的巷口。

那時候整個街區巷弄都是我們一群小孩子的活動範圍，因為出生率高，我們就在文教區裡面讀小學，大人還沒有下班就是我們孩子的帝國、孩子的天氣，那種奇特的經驗，是你並沒有真的被誰保護，但你完全不感覺孤單，因為你總是在自己的世界裡、擁有這個地盤、熟悉這邊的地理。

城鄉文化結構改變

你做為一個小孩子，認識這個世界、自己的社區、認識這個景觀，這裡就是你的王國、遊樂園。很多人直覺說是不是現在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危險？但如果回頭看歷史其實未必。1990年代前後，社會上重大治安事件其實比現在更糟糕，道路上可能會有宵小，家家戶戶都要安裝鐵窗，以防被偷盜。

震撼社會的重大綁票、撕票案事件也是在那個年代發生的。但到了2010年後，反而這些事情都變少了，因為整體科技執法以及經濟上的落差，社會安全網比較落實了。

問題並不是治安上的安全，而是更深層的城鄉文化結構改變。第一個改變是經濟所得的配置集中在房地產，以及房地產漲價後造成的生育結構變遷。

少子化學聲分散

1980、90年代，台灣的生育率還在替代水平以上，每個家庭每個女性平均有2個子女以上，那時候國小密集分布在社區，在文教區裡面，每個里都對應著一所國民小學，放學時間是一整片孩子在這裡移動，人多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不需要認識每個人，但你看到他們穿著制服，整個街區就是一個鬆散的守望網絡。

但如今少子化下，學校大幅減少，學生也就分散了，許多能夠生養孩子的家庭，不得不買到在重劃區裡的新建案。由於重劃區沒有小學，他們想要在文教區這些口碑良好的小學讓孩子就讀，因此就會比原來遠個3到5公里，上下學時就要家長親自接送，放學的路上，孩子不再是一群人。

親自接送成唯一選擇

文教區裡面老舊的公寓多半是隔代教養或是繼承的祖宅，這裡面只有少少幾個人，當人變少，上下學的校門口卻是各種汽機車賭在那裡，出現交通阻塞、道路違停的狀況時，走路上下學的孩子所需要面對的風險就升高了。

這個變化就是空間結構的改變，在高房價之下，這些重劃區、新建案的房子，通常都是先蓋好學校，不可能馬上就建起來。

小學是孩子進入學齡時期，6到11歲之後才有需求的文教機構，於是孩子跨區就學2、3公里，甚至更遠的時候，對於一個成人來說，是可以自己騎腳踏車或是交通移動工具的日常距離，但對小學生來說，這裡面就有太多的變化與意外，於是親自接送或是讓自己的親屬接送，就成為唯一合理的選擇。

接送成為一種競爭

第三個變化是少子化的精耕教育。因為孩子變少，每個都變得更加自由與珍貴，家長更願意投入資源，也傾向選擇更好的學校，於是遷戶籍、跨區接送，自己安排動線全部都出現了。你會發現，接送不只是為了安全，也是整個教育競爭體系的一部分，之後孩子也不再穿著制服，穿著便服下，更不容易辨識彼此身分，孩子在路上就顯得更孤單、寂寞。

但更深的問題是，這一切正在改變，也重新定義著我們的社群，誰應該為這樣的變化負責？誰應該擔負孩子的安全？以前的答案是模糊的，父母親是照顧孩子的家人，但不只是父母，鄰居、路人、社區裡的玩具店與雜貨店以及超市，他們某種程度上都參與著看護孩子的眼線。

原子化的家庭安全體系

你不需要簽約、也沒有制度規範，但那是一種共同生活、鄰里的守望相助，一種暗自存在的默契。但如今的答案卻變得非常清楚，孩子的安全是每個家庭自行負責，你願意把孩子送到什麼樣的才藝班、托兒所，都必須要仔細的打點與挑選。我們在校園口的車牌與車陣中，看到的不只是交通現象，而是一種原子化的家庭安全體系。

這裡會出現一個更深的張力：當一個社會需要每個家庭各自負擔孩子的安全時，代表的並不是愛變多了，而是信任變得更難給出去。

在信仰的語言裡，其實這不是新的問題，因為聖經裡面不斷強調的一句話，當愛鄰如同自己這句話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口號，它的前提是你作為鄰舍，別人的孩子也在你的照顧範圍內，你的孩子本來就也應該在別人的守望範圍內。

網路未知風險增加

那時候的社會或是信仰想要為我們建立一個社群的願景還是存在的，是有一種彼此託付的可能，互相的照看、有愛心，並且從基督徒的良知開始做這件事情，但如今我們已經失去這樣的社會根基，我們把安全收回家庭裡，把風險交給制度與科技，也把彼此的關係降到最低的熟悉程度。

但孩子更安全了嗎？或許在他們關上車門、面對自己的3C螢幕時，這樣的狀況是生理上的風險減少了，但他面對手機螢幕裡的各種影響，把房門關上後，在網路上面對的未知與所學習的資訊，也許這樣的風險並未降低。

所以問題並不是說為什麼現在的孩子都要接送、不能走路，還是在彼此不再有這樣的信任關係、社區社交搭建的城市文化裡，父母並無別的選擇。

整理自遠東廣播中心《觀點9分鐘》邱慕天主持：
https://www.feearadio.net/official/contents2/radio_ct?fid=76173

家庭成了社交孤島

今天換成是你，會讓孩子一個人走那段路嗎？當路上的實體店都一個個因為有虛擬的網路社交服務而被關閉的時候，這條路上還剩下什麼樣的人？哪些文化與記憶可以讓孩子在走路上下學的過程裡可以被接觸、得到學習，還有成長與陪伴？所以我們真正要問的不是孩子會不會走路，而是這個社會結構裡，讓孩子自己走路上下學還值不值得？

一個沒有靈設的城市，有再多的監視器，也只是把恐懼照得更清楚，一個沒有信仰的內涵，與信任交織連結成的有機社區，再堅固的鋼筋水泥，也只是把我們隔絕成一個個家庭的社交孤島。(呂翔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