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今年四月，美國聯邦政府對哈佛大學的補助凍結事件持續延燒。川普政府以反猶太主義指控為由，對哈佛發動一波波施壓，司法部更在二月提起訴訟，指控哈佛拒交招生數據。哈佛雖一狀告上法院，抗議聯邦干預學術自由，但這場正面衝突的背後，有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幾乎沒有人願意認真觸碰。在高喊受害之前，高等教育是否早就背棄了自己對社會許下的承諾？

這不是在為政治操弄背書，更不是在替那些動用公帑作為政治籌碼的行政手段辯護。但若只把這一切視為外部的政治迫害，卻對高等教育體系自身長達數十年的積弊視若無睹，那才是更深的失職。

大學答應過什麼？

二戰結束後，國家與大學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的社會契約。政府以大量研究經費與學生補助換取大學的一個承諾，要培育出能夠自主思考、積極參與民主生活的公民。大學在享受高度自治的同時，也接受了這份使命。幾十年來，各大學的確履行了部分職責，擴大了女性與少數族群的入學機會，催生了疫苗、網際網路的基礎技術。但在此同時，另一項承諾卻悄悄地空洞化了，那就是教學。

當研究成果決定一個教授的薪資與升遷，課堂就成了職業發展的配角。當升等審查幾乎完全以論文發表為標準，教學便成了可有可無的附屬品。更諷刺的是，一個人要花六到八年才能拿到博士學位，卻幾乎不需要學習如何教書。這個現象在高等教育界習以為常，從未被當作危機看待。

批判思考只批評別人

問題不只在教學方法上。更嚴重的，是課堂上思想的單向流動。很多教授在指定閱讀材料時，幾乎清一色只呈現某一側的立場，鮮少同時給學生看針鋒相對的批評性觀點。這已經不只是偏見的問題，而是教學本質的失守。如果「批判思考」這四個字只被用來指向外部世界，從未朝向自身自省，那它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更令人沮喪的是，當有人試圖提出這樣的質疑時，往往換來的不是討論，而是沉默或轉移話題。學術界最擅長的防禦動作，就是把批評者貼上標籤，用道德語言包裹迴避，然後宣稱對話已經結束。這和他們在課堂上教導學生要有的開放心態，形成了令人尷尬的對比。

公民教育去了哪裡？

大學原本被賦予的核心使命之一，是讓學生學會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和他人共處、協商、辯論。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被練習、被示範、被系統性地培養。但是近幾十年來，許多大學逐漸把這樣的目標外包給幾個零散的選修課或特定活動，彷彿民主素養是可以外掛在主流教育之外的選項。

有些大學近年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重新設計課程，試圖讓一年級學生更早接觸民主歷史與公民議題。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也不禁讓人想問，如果這些價值真的被認真當回事，為何需要透過特設課程來補救？民主教育若是真正的核心，不是應該體現在每一門課、每一次師生互動的方式上嗎？

人工智慧的快速崛起又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急迫。有些大學寄望於AI工具能提升教學效率，把課堂時間騰出來做更有深度的討論。但這個如意算盤有一個大前提，教授必須真的重視教學，而整個體制必須真的把教學當作核心任務來獎勵與評量，目前這兩個前提都不成立。

自省才是自由的基礎

面對政治的壓力，大學必須高舉學術自由的旗子，這很自然，尤其是在政府刻意用資金要脅來換取意識形態服從的時刻。雖然捍衛學術自由是必要的，與政府的政治操弄劃清界線也是必要的，但「自由」與「自省」並非互斥的兩件事。

恰恰相反，唯有誠實地正視自身的問題，才能讓捍衛學術自由的立場更站得住腳。一個長期在教學品質、思想多元與公民使命上言行不一的體制，在喊出「我們代表真理與自由」時，底氣本來就不足。社會大眾對大學的疑慮，早就已經悄悄累積，政治的壓迫，只是讓問題更加明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