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宣佈將在五月進行表決，決定是否對大學部的A等成績實施上限管制。這項延宕已久的投票，是校方自今年二月公布改革方案以來，歷經數個月激烈爭辯的結果。

此刻距離正式投票只剩數週，爭議的溫度絲毫未退。哈佛的這場風波，不僅是一所菁英大學的內部紛爭，更反映出當代高等教育普遍面臨的根本困境：成績究竟是用來標示真實能力，還是一種讓師生都安心的制度幻覺？

A等成績已失去意義

問題的核心其實並不複雜，當一所大學超過六成的課程成績都是A，而幾乎所有學生的GPA都擠壓在4.0附近，成績作為評量工具的功能便已名存實亡。

哈佛本科教育長在去年秋季的報告中便直言，這樣的成績分布已損害了學院的學術文化。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各系在評選最高榮譽學生時，被迫把GPA計算到小數點後五位，才能分出高下。這種荒謬，正是整個制度失能的明證。

哈佛提出的方案是將每門課的A等成績（不含A minus）上限設定為修課人數的20%，再加上固定的四個名額，同時引入以各科百分等級排名計算的內部指標，取代GPA作為獎學金與榮譽的依據。支持者認為，這是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唯一出路。

學生的恐懼有道理

學生的反彈同樣值得認真對待，而不應一概以「既得利益者的抗拒」輕輕帶過。哈佛學生會的調查顯示，近85%的受訪學生明確反對A等成績上限。他們的擔憂並非全無道理。

當哈佛單獨實施這套改革，而其他頂尖大學仍保持寬鬆評分時，哈佛學生在申請醫學院、法學院或各類獎學金時，可能面臨系統性的劣勢。普林斯頓大學曾在2000年代推行類似政策，最終在2014年因學生滿意度大幅下滑而悄悄放棄。教訓並不遙遠。

此外，有些學生所在乎的並非自己「沒拿到A」，而是制度設計帶來的競爭氛圍。當一門課只能有固定比例的人拿到最高分，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就會質變。課後討論、互相筆記、一起解題，這些學術共同體的基石，都可能在你爭我奪的氣氛中悄然瓦解。這種憂慮絕不是無病呻吟。

改革的設計也很重要

有教授提出修正案，試圖讓不同大小的班級有不同的做法，一刀切的規定容易理解，卻可能在不同規模、不同性質的課程中產生極不對稱的後果。

哈佛的委員會已歷時超過五年才走到今天這一步，他們調閱了普林斯頓、衛斯理、布朗等校的前車之鑑，也諮詢了法學院和醫學院的招生委員。最終的設計雖仍有爭議，至少展現了面對複雜問題時應有的謹慎態度。

評量文化的根本轉變

不過，制度改變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任何壓制成績膨脹的努力，都必須同步改變學生對成績的理解方式，A等成績應該是值得驕傲的稀有認可，而非基本預期。這涉及的不只是規則的更動，而是整個學術文化的重新校準。

台灣的大學體制雖然與哈佛相去甚遠，但「成績通膨」的問題同樣存在。許多大學教師面對相同的集體行動困境，若我嚴格，學生就跑去選別人的課。學術評量的公信力，在沒有結構性支撐的情況下，往往淪為個別教師孤軍奮戰的道德堅持。哈佛這場辯論，即便結果如何，都已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一張成績單，究竟在對誰說什麼？它傳達的資訊，是否還算得上誠實？

成績的意義，說到底是一種社會契約。當契約的內容被默默改寫，而所有人都假裝什麼都沒發生，受損的不只是那張紙上的符號，而是整個教育評量體系賴以運作的信任基礎。哈佛願意面對這個問題，本身已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