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今年一月底，全教總號召上千名基層中小學教師聚集在教育部前，高舉「廢惡法、救教育」的標語，要求廢除備受爭議的校事會議制度。教育部長鄭英耀在立法院備詢時的一句：「他們應該回到學校，把小孩子教得更好」，瞬間點燃了第一線教師的怒火。這句話的問題不在於它是否有道理，而在於它顯示了主管教育的官員對於基層實況的漠然與不理解。

三月間，《親子天下》公布的全台國中小教師幸福感調查，則為這份集體憤怒提供了完整的數字佐證，教師幸福感平均僅剩五十分，逾九成五的教師承受工作壓力，六成考慮在五年內離職，近七成不願支持下一代進入教職。這些數字，不是個人的牢騷，而是一個體制正在崩壞的警訊。

教職變成只求自保

這份調查最令人心寒的發現，並不是幸福感分數的高低，而是教師面對教學時的心理狀態。超過八成教師在管教學生時，第一個念頭不是「這樣做對孩子有沒有幫助」，而是「這樣做，我會不會被投訴」。五成六的教師表示管教標準日趨保守，近五成的教師為每一次親師溝通留存書面證據。

這種系統性的恐懼，根源在於校事會議制度的設計邏輯。任何家長，不論投訴理由是否合理，一旦啟動程序，老師便必須花費大量業餘時間自證清白、蒐集證據，身心俱疲，最後即使查無實據，也已被折磨得意志全無。

一名高中教師曾公開描述，當家長與學生之間的誤會早已私下釐清，幾個月後卻突然接到通知、走入正式調查程序，坐在眾多主管面前「接受公審」，那份羞辱與震驚，是任何敬業的教育工作者都難以承受的。

制度創造了恐懼，恐懼催生了自保文化，而自保文化最終傷害的，是坐在教室裡、需要被真正看見的孩子。當一個老師察覺到學生可能有學習困難或情緒問題，卻因擔心引發誤解而選擇沉默，那個孩子錯過的，不只是一次被幫助的機會，更可能是整個早療的黃金時期。這種隱性損失，不會出現在任何績效評估表上，卻一點一點地侵蝕著教育的本質。

行政奴工燃盡了熱情

逾六成教師認為備課時間嚴重不足，七成教師認為個人生活時間不夠。這聽起來只是時間管理的問題，但實際上，它反映的是整個教育行政文化對教師的蠶食與剝削。

台灣的中小學教師，早已不只是教師。他們是行政文書員，被要求填寫各種評鑑表格、成果報告，許多報告的存在目的，僅僅是為了讓上級機關在公文流程上有所交代。他們是二十四小時待命的客服人員，家長的訊息隨時可能在深夜湧入，不回覆則可能引發投訴。他們是校園的雜務統籌，設備壞了先找老師，週末突發狀況也找老師。

當所有這些角色的重量同時落在同一個人的肩膀上，又沒有任何配套的減壓機制，疲憊的累積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導火線，它只是時間的問題。

更諷刺的是，這種過載不只壓垮了現有的教師，也嚇退了未來可能加入的人。教育部113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顯示，已修畢教育學分且取得教師證的年輕人，有三分之一選擇不進入教學現場。他們不是沒有準備好，而是看清楚了現場的樣子後，做出了理性的判斷。

沒尊嚴造成離職

調查中，影響教師留任意願的首要因素是「教師尊嚴低落」，比例超過五成，遠高於薪資或工時的考量。這個發現意味深長。它說明了，真正讓人才離開的，不全是待遇不好，而是在這份工作裡，一個有能力、有熱情的人，已感受不到起碼的尊重。

這種尊嚴的流失，來自多個方向的夾擊。家長投訴文化的興起，使教師的專業判斷隨時可能被單方面否定；校事會議制度在設計上預設了「老師需要被監督」的邏輯，卻未能同等重視「不當投訴的代價」；教育政策的頻繁更迭，讓老師像流水線上的工人，不斷適應新指令，卻從未被問過這些指令是否合理。年金改革的衝擊，更讓許多在崗位上努力了二十年的教師，深刻感受到「國家承諾是可以被單方面更改的」。

一個社會對待教師的方式，就是它給下一代留下的隱性教材。如果站在講台上的人，活在恐懼與疲憊中，以自保為第一原則，那麼坐在底下的學生，又能將從中學習到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