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第11次領袖高峰會於9月5日閉幕，取得8項具體「杭州共識」決議，全體領袖議決的世界經濟問題解決方案與未來前瞻性發展路線抉擇對策，對全球政經態勢的典範移轉與改變，都將產生極大影響。
對於高度依存全球市場及中國內需市場的臺灣而言，其整體對內對外的政經態勢與條件狀況，亦必然產生重大改變作用力，不容率爾輕忽以待。不過，「杭州共識」決議事項，並未能通盤有效解決當今的全部世界經濟滯悶問題，也讓人略有遺憾。
大國與會 小國列席
此次杭州G20峰會之所以受到舉世矚目，主要原因是：第一，G20成員國共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5%、貿易額80%，人口數量總和接近世界人口總數的2/3，所有主要經濟指標占全球總體量額比重極高，其能產生的集體行動效應不容小覷。
第二，杭州G20峰會出席領袖囊括了主要先進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既有美、英、歐盟等西方先進經濟體，也有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它開發中國家，同時更有不少不容輕忽的第三世界國家領袖參與。
第三，此次擴容會議也吸納了一系列觀察員國家，包括非洲衣索比亞和馬拉威兩國領袖列席，其它還有塞內加爾、查德、越南、泰國、新加坡等國家領袖也受邀參會。
第四，中國對峰會主題設定別具匠心，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研商討論「加強政策協調、創新成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統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影響世界經濟的其他突出問題」等跨國經濟統理重點議題，含義豐富，尤其讓世界對中國方案充滿期待。
解決經濟放緩問題
此次，在浙江杭州舉行G20第11次領袖高峰會的核心目標，就是為了解決全球地緣政治暴亂、國際金融市場震盪、世界經濟連八年放緩難振、國際投資貿易嚴重滯後、債務危機蠢動等問題；而中國也藉由習近平主持這次杭州G20領袖峰會，冀望其能開始落實制定世界經濟遊戲規則之策略、目標。
杭州G20，可謂是在全球低宕難寢時刻的關鍵國家領袖之關鍵集會，是否能為當前世界經濟局勢帶來曙光，尤其是針對過8年多全世界政經態勢滯緩困頓情境，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重點。
過去8年多全球政經困難與普遍性經濟成長放緩問題，幾乎都是因為當年在面對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時，以G5為首的全球霸權經濟體領袖們，共識採取的宏觀手段所引申而來的。
「量化寬鬆」及「財政撙節」帶來衰頹
在面對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之下，主宰全球政經大局發展的G5集團國家政府，在當時協力同步採取的「抗海嘯危機對策」，最為經典的策略手段就是，在貨幣政策上的「量化寬鬆」（quantity easing, QE）及財政政策上的「財政撙節」（fiscal austerity）。
前者的最大副作用，是造成了全球性物價低速（包括能源及所有工業原物料）的「通貨緊縮」（超低物價或負數物價）、財富資產泡沫、股債市場巨變、區域貨幣競貶戰爭；而後者的副作用是，造成全球公共支出大縮減、基礎公共建設停滯、市場消費動能熄火。
在「量化寬鬆」及「財政撙節」兩者骨幹策略的交相作用之下，其對全世界經濟所產生的最大副作用，就是今天遍見的：全球民間部門的減投資、去負債、縮消費、爭購併、大裁減用人（就業機會大減及失業率普遍提高）景象。
衝擊臺灣全球化發展
杭州G20峰會所決議的8大「杭州共識」方案，除了協議共同採取反撙節政策，以政府擴大公共財政支出以及激勵民間生產性投資，來振興經濟者外，其他無論是要求協力「去庫存」、「去產能」、「停止貨幣競貶」、「重環保」，以及「救貧窮濟弱勢」的策略抉擇，其實都是逆乎今天全球市場普遍冀望的「增加投資、提高消費」願景，乃至能夠更積極有效增進市場規模與消費需求動能的目標，更是完全相悖反。對臺灣這樣高度依存全球市場與中國內需市場的國家，反而帶來更多不利的挑戰。
杭州共識所達成的G20國家的集體化積極行動，對臺灣未來的對外政經賽局，都構成莫大變數，對政府與民間部門的發展，都會產生諸多負向效應，必須及早籌謀肆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