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府2014年11月17日公布第3季經濟情勢速報， GDP成長率連續兩季大幅度下跌，顯示日本經濟的衰退，震撼日股大跌511點，也成為歐美社會普遍關注的頭條大新聞；翌日，安倍晉三宣布，原定2015年10月消費稅再調高兩個百分點至10%的行動，將延後一年半實施，同時確定11月21日解散眾議院，於下個月14日投票組成新眾院。安倍的明快決策，事實上也不啻宣告「安倍經濟學」的正式失靈與失敗。
【「戰略性誤謬」】
安倍二回朝主政一個月，立即祭起「三支箭」政策，冀能振起已然失落20年的日本經濟，事實上，也真的讓2013 年各季經濟(年率)回復到超過一個百分點以上正數成長，半年之內日本經指數跳升4,000 點，消費者物價指數則仍遠低於2%政策目標值，惟整體上，日本經濟有了極大起色，也使安倍聲望大大提升。
然則，自從2014年4月1日提高消費稅率5%到8%，(預計2015年10月1日更提高至10%)，卻馬上使日本經濟成長由第一季正成長6.4%，嚴重逆轉為第2季負成長7.1%，第3季持續下挫-1.6%。這一由盛逆衰的大勢，立即壓抑日本股匯市，並連帶震動亞洲金融市場，及三極經濟另外兩個極歐洲及北美經濟社會。
【廉價貨幣急速暴貶】
日本社會本身及部分國際觀察家，都把這項「安倍經濟學失靈」，歸咎於消費稅提高措施失誤，恐怕有失公允，其實，肇致日本經濟出現這種悖論反轉現象，更為根本的原因應該是安倍經濟學本身的政策理則「戰略性誤謬」所致。
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既用凱因斯策略，以擴張財政增加30兆日圓支出基礎建設及R&D，促進有利工商企業投資營運的環境， 同時採取貨幣量寬質寬政策，維持低利率水準以有利對抗通縮， 激升2%通貨膨脹目標。另外，採取獎勵製造業回流投資，以增進經濟成長動能，增加國民就業機會。
在安倍三支箭振興政策中，影響總體經濟情勢變化及對外經濟發展能力最關鍵的，其實是「廉價貨幣政策」，也就是急速讓日圓暴貶政策。
在國際經濟發展歷史驗證過程中，先進經濟體社會，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是以「高價高值匯率政策」來維持或達到「經濟領先」「社會繁榮進步」「國民福祉高升」之先進地位的，即使在經濟景氣衰退、產業經濟不振的情境階段，亦很少有哪一個國家是採用「貨幣貶值」手段以為振興或救濟的。幾乎所見有所動用「廉價貨幣政策」的國家，必然都是開發中經濟體或實質落後經濟國家。
【增高消費稅熄火】
但安倍經濟學竟然是在最先進經濟體的日本，採行了暴貶日圓手段。第一階段從73日圓貶破100日圓(-37%)，最近階段則從100日圓，再急貶到116日圓。這種對外匯率急貶行動，首先衝擊的是，日本經濟社會的「購買力衰減」，也就國民消費必然降低，以及「實質國民福祉惡劣化」，當然使「消費」無法繼續貢獻於國家經濟成長。
然則，就在此消費率劣化進程中，安倍竟又伴隨祭起「提高消費稅率」3個百分點，並預計2015年更進一步提高到10%；消費稅率提高，形同對日本國民消費行為的「社會懲罰」，又同時更有實質增添購買力的「購買成本」之另類「經濟懲罰」意涵。這正是安倍消費稅增高行動對「內需市場」產生負向效應的原因； 消費既經熄火，日本經濟當然也熄火。
【重創投資及貿易】
日圓匯率暴貶的對外經濟效應，是對於日本島國經濟的另兩項動能變數，一是投資，一是貿易的嚴重負向衝擊，影響都相當之大。
在投資方面，一國之高價高值匯率策略，通常對於國民投資及外人投資，都會產生極大吸引力與誘發促進作用，愈是高匯率情況下，愈是促使投資率向上提升。以台灣經驗為例，1987- 1993年新台幣從40元升值到25.5元，就曾具體展現這樣的明確效應。
日圓匯率在安倍經濟學中的兩波段暴跌，事實上都重傷了日本的本國投資率及外人投資，使整體投資，伴隨國民消費率消長，形成同步同趨現象，全面挫減了日本內需經濟復甦動能。
在對外貿易方面，因為日本的主力出口商品，都是「需求彈性極低」的耐久財，廉價貨幣政策，對其出口數量的增益效應極小，日圓暴貶自然更使整體貿易總收入同步等量挫低。再加上日本進口能源依存度極高(與台灣一樣)，兩相交互作用的結果，當然就會造成安倍三支箭射出後，日本對外貿易態勢，竟由大幅順差遽然劣轉為大幅赤字逆差，這一逆轉，不啻是對「貶值有利出口」之說一大反諷。
【借鏡日本反衰經驗】
安倍經濟學除了政府公共支出的正向助益之外，投資、外貿、國民消費全盤盡墨，2014 年連續兩季的經濟負向大衰退，正映現出安倍雄風的大失靈與大挫敗。
安倍大手筆貨幣量寬質寬及日圓暴貶，竟致日本經濟不振起反衰落的經驗中，應該可以給予台灣、廉價新台幣政策的行政當局，及力唱新台幣隨日圓韓元暴貶的社會民粹，帶來極重大棒喝與省思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