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在鄉下老家最大的樂趣，就是跟阿公阿嬤到田裡去，趁他們忙不過來時，跟田裡的稻草人聊天。他的身體是修路時會擺放的假人，一副成年帥哥的臉，穿著「施工危險」的制服，還戴著斗笠， 用底下一根掃把柄表演金雞獨立， 像外星人那麼酷。
阿公阿嬤說他們要用新的方法來種田，不撒農藥。稻草人聽了， 唉聲嘆氣，塑膠腦袋晃呀晃。「他們不撒藥，鳥啊、蟲啊，什麼小動物都會跑到田裡來啦！」「可是你每天站在這裡不就是要趕鳥用的嗎？」我問他。「那不是我的專業！」他驕傲地旋轉起來：
「我喜歡的是每天在天橋下指揮幾萬輛車子改道的！現在這份工作的環境和我的期望不符啊。而且蟲和小動物是農藥部的事，結果老闆裁了農藥部，害得我工作量又增加啦。」他蹦跳起來，每一跳都讓掃把柄更深地扎進土裡。「好不容易考上公務員，結果竟然不是鐵飯碗。」
我喜歡聽他說都市裡的事。提到城市的進步和文明，他的頭抬得高高的，多少麻雀啄他都不在意，彷彿城市就代表著希望。
沒多久，他就被政府資遣了。農田被徵收改建大樓，我們一家被安置到別處去，阿公阿嬤離開前， 將他跟一堆家具裝上卡車，送去焚化爐。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他全程默默低著頭，一句話都沒跟我說。